梁晓声

    在我记忆中，在东北三省，购物证是三年困难时期才发的。那时，对于每一个城镇家庭来说，购物证的重要性仅次于户口和购粮证。一度，连买线和碱也要用到它，凭它还可买“人造肉”和“普通饼干”。

    “人造肉”是最困难那一年的产物，具有研发性——将食堂和饭店的淘米水收集起来，利用沉淀后的淀粉制成。淘高粱米的水制作瘦肉，淘大米的水制作肥肉，淘小米和苞米碴子的水制作肉皮。估计肯定得加食物胶、味精什么的。凝固后就成了肥瘦适当的带皮肉，红白黄三色分明，无须再加色素。

    “人造肉”也不是可以随便买的，同样按人口限量。我为家里买过一次，豆腐块那么大的一块，倒也不难吃。“人造肉”是昙花一现的副食，因为四处收集淘米水并非易事，所获沉淀物也甚少，人工成本却蛮大的，没有推广的意义。

    “普通饼干”是相对于蛋糕、长白糕、核桃酥、五仁酥等点心而言的。那类点心还在生产，商店柜台里也有，因不是寻常人家舍得花钱买来吃的，所以形同“奢侈食品”。“普通饼干”却便宜多了，才四角几分钱一斤，每斤比蛋糕等点心便宜三角多钱。

    我为家里买过几次“普通饼干”。每次买到家里，母亲分给我和弟弟妹妹几块后，重新包好，准备送人。父亲是“三线”建筑工人，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度日甚为不易。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不求人就迈不过那道坎去。被母亲麻烦的只不过是些街道干部、一般公社办事员而已，那也得有种感激的表示呀，而“普通饼干”较为拿得出手，别人家的孩子很欢迎。

    有次，我们劝母亲也吃几块。母亲从没吃过，在我们的左劝右劝之下，终于吃了两片，并说好吃。

    估计当时母亲饿了，竟又说：“快到中午了不是，干脆，咱们就把饼干当午饭吧。”

    于是母亲煮了一锅苞米面粥，我们全家喝着粥，将一斤半饼干吃了个精光。我为家里买过多次饼干，只有那次，没送给别人家。

    火柴、灯泡也要凭购物证买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据说，那等日常所用之物也要凭证买，是由于木材和玻璃首先得还给苏联，紧急抵债，火柴厂和灯泡厂一度垮了。“困难时期”的国家似乎什么都缺，所以收废品的什么都收，碎玻璃也能论斤卖钱，牙膏皮子一分钱一个，胶鞋底三分钱一个。

    后来，购物证变成了副食证，香皂肥皂改为凭票买了。凭副食证所能买到的，无非烟酒、红白糖、生熟肉、豆制品而已。再后来，那些东西也发票了。

    为什么既有副食证还要发副食票呢？

    这是出于相当人性化的考虑——如果买什么副食都须带证，它就很容易丢。一旦丢了，一户人家一个时期内就吃不上副食了，补发要级级审批，是件相当麻烦的事。也体现一种对于困难家庭的不明说的关爱，生活特别困难的人家，可以将副食票私下交易成现钱。（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