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旭明   

    改革开放第二年，我出生在陇中一个普通的小山沟里，据父亲讲，我自己满月时，尕舅爷把父亲叫到他家里，让父亲担上一担糜草做柴火，再拿上五斤清油和白面，这才算是给我做了个体面的满月席。

    我有记忆时，就跟着大一点的孩子，满山满洼地跑，上高山，下河滩，钻水洞，溜斜坡，背着永远塞不满的小背篓，拾柴、铲草、放驴、喂猪、牧羊、捡麦穗。上小学了，学校位于离家四里地的河对岸，书包是母亲用各色各样的小布头拼起来的，塞着不多的几本书，很多时候不是被散装的馍馍油浸透，便是被笔里面抖出的蓝墨水染得花花绿绿，坨坨点点。新包的牛皮纸书皮，没到一学期结束，已经是缺头少尾的。每逢打雷下雨，河里总要发大水，从家里急急赶来的父母时常背着我们过河。到了冬天，早上凛冽的寒气从河道里直穿而上，我们不得不靠挤在一起来取暖，常常因此耽误了到校的时间，没少挨老师的批评。

    再大些，求学的路途便越来越远，家里高撅高撅的麦垛，后来还是被馍馍疙瘩滚出来的求学历程一个个掏空了。满满一筛子的猪油锅盔，足足一簸箕的白面馒头，从来不曾间断，每周我们总是一卷而空。

    那会儿，父亲每月四十元的工资，已经明显不能满足我水涨船高的学费了，迫于生计，假期里父亲独身一人远赴白银去打工。临开学，当父亲满脸疲倦地从后山里回来时，一时间我的泪水径自婆娑着奔涌而出。在老家，点灯都是昏黄如豆，可父亲回来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世界已经足够敞亮了。

    暑假，有些农事基础的我，承揽了一个农村居家男人应会的所有活计。那个暑假，我方知，书本里没有的人生，生活迟早都会教给你。

    上高中以后，为了捎带吃喝，父母赶着毛驴，乘着无尽的茫茫黑夜，往返十多里山路，在老家的后山梁上苦苦等待，生怕错过途经的唯一一辆班车。就是这样的寒来暑往，抖抖索索地裹出了我艰难的求学历程。老家的山梁，跟父母一样瘦弱，一样贫瘠，只要下雨，满山的泥土就被洪水裹挟着冲刷下来，可为了肚皮，我们只能向它无休止地索取，垦荒大概是其时无可替代的最好选择。一坨连驴站直了都打颤的山坡陡溜屲地，就能种上一大片谷草，来喂养被父亲视若命根的牲口。

    2000年考上学校那年，老家的村子里总算通了电。当时已转正的父亲，搁下地里正黄的麦子，跑到街面上买了一台彩电。随后家里光景些许好转，才陆续有了手机、摩托、洗衣机……

    我一路脚步蹒跚地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长大，考试升学、参加工作、娶妻、买房、生子，工作调动，我一手揽着妻儿，一手拽着父母，一不留神，转眼已然是工作十五年之后的事了。

    如今，退休后的父亲，跟着我栖居小城，赋闲在家，锻炼身体，接送孙子上学。每日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一脸的乐呵。母亲跟在父亲身后，也忙得不亦乐乎。

    居家的二哥，家里除了三轮车、摩托车，连耕地都是机械化作业。放羊的大伯要是去乡镇上赶集，早已不再是用双腿丈量往返三十里的山路，而是满心欢喜地坐着自己孙子的小轿车，来来往往地穿梭。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老家的生态环境明显好多了，原来背柴火、挖刺根的大伯，索性在老家的山梁、沟畔上，利用牧羊的间隙，捡拾地达菜，久而积攒下来，托大哥在集市上卖了，年底的时候，几杯热酒下肚，也宽展大方地将百元大钞的年钱塞到自己孙子、重孙的手里。

    下班回家，时常会听到弟兄俩在电话里絮叨，问东问西的。听得出，那一头，大伯正躺在山梁上，背着风，抽着烟卷，大声地跟父亲说话，旁边传来隐隐约约、散散缕缕的秦腔；这一旁，父亲刚沏的茶搁在茶几上，茶叶正在茶杯里上下翻滚。

    是啊！四十年了，岁月沉淀的原浆牌老酒，总能在生活窄窄浅浅的缝隙里经久弥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