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韬

    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之一，除了考试形式及内容之外，一千四百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化。然而，清代中后期却诞生了一个科举正途之外的新制度——“大挑”。

    “大挑”本是河务建设的术语，意思是疏浚河道的壅塞，使之畅通。科举“大挑”制度的本意，也是为落第的举子开辟另一条出路。这一制度内容很简单：科举中参加会试不中的举人，参加朝廷统一举办的“大挑”，被挑中者可以担任县令、教职等职。既然不再以考试成绩论英雄，那“大挑”制度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说出来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那便是“以貌取人”。

    清朝康熙、雍正以来，由于国力日渐强盛、社会越来越稳定、人口越来越多，考中举人者也越来越多。但从举人到进士的竞争，存在着近90%的淘汰率。乾隆皇帝曾经估算过，十年中朝廷选取举人五千余人，而考中进士得授官职者，才有五百余人。年复一年，在民间积压的举人队伍愈发庞大，难免会有人心生怨言。而且，从人才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也是极大的浪费。

    雍正帝即位之初，边远省份的一些县令出缺后，部选官员从考核、诠选、确定再到赴边上任，要经过一套复杂漫长的程序。但是，地方县令又是极为重要的职位，不能长时间空缺，于是当时例行的办法是由当时督抚选其他吏员署理（代理）。然而，雍正帝认为，这样选官体现的不是朝廷意志。谁能保证督抚们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因私废公呢？而且，每年有那么多的落第举子，既有空缺，何不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于是，雍正帝下令，不必等三年一度的科举大考再选新进士去补县令之缺，而是直接从往科落第的举子中挑选人才去署理缺位。如果工作完成得好，经督抚保荐，还可以转正。

    这种做法具有偶然性，一般是缺位较多时，才会集中挑举人，并未形成制度。然而，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时，因举人壅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朝廷便总结了雍正朝的做法，形成了固定的“大挑”制度。

    乾隆帝起初害怕这个口子一开，对通过正规渠道考中的进士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是定了一些限制条件：其一，“大挑”不能泛滥化，每六年才举行一次；其二，不鼓励举子以“大挑”为正规出路，只有连续参加过最近四次以上会试（累计十二年）不中的人，才能参加“大挑”。至嘉庆朝，“大挑”改为每十二年一次，连续三科未中进士者可参加，此后形成定制。

    总体而言，清朝所设计的这个“大挑”制度还是有一定科学性的，既开口子，又不过滥，让辛辛苦苦抢过独木桥的进士们不会抱怨，也让屡考不中的老举人们有个奔头。

    “大挑”制度如何实行？在这一次“补选”中，举子并不需要重新考一遍试，既不用写文章，也不考策略实务，而是只看年龄、面相、身材。简单说，就是以貌取人。

    为什么会这么定原则呢？其一，基层的县令、学政，需要官员有较强的实干能力，对学术、文章等能力需求不高。举人本身屡经大考，文章基本水平已经有了，不需要再过度考核。其二，基层官员日常与百姓打交道，亲民性强，相貌气质好一些，利于绥抚百姓、安辑地方。

    “大挑”的具体程序是，由皇帝指派宗室王爷，协同几位大学士、重臣，在内阁进行现场挑选。候选举人每二十人一批，进内阁后，由王大臣现场观察决定。选拔流程非常快捷，也就一盏茶的工夫。王大臣考察后，当场就要发布最终结果。发布名单也有讲究，先点三个举子为一等，一等就是实授县令。然后再点八人，称作“跳八仙”，这八人是被淘汰的。为何叫“跳八仙”？因为点一个名，就意味着那人要打道回府，被点中者难免心惊肉跳，故有此戏称。

    剩下的九个人就不再一一点名，统统定为二等。二等举子不像一等很快就能授官，要经过吏部的统一选发，有一定候补期，候任的官缺大多是学政一类教职。

    与考中进士者一样，“大挑”选中的举子，也要进皇宫朝见皇帝，既表示皇恩浩荡，也是为面试选人把最后一道关。不过显然清朝皇帝们对这种小事并不怎么在意，召见了几次之后，人太多太繁，便改为只接见被挑为一等举子。据道光时参加过大挑的举人段光清记录，“一等须至圆明园引见。”这一做法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