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春华

    我在荆楚大地长大，少时最爱吃的食物就是锅盔。那时，能吃到锅盔，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们那儿的锅盔，是长椭圆形的，在坑炉里烤出来，外焦里香，可盐可甜。在八十年代初期，锅盔是一角伍分钱一个，当时，一斤盐只要五分钱，一斤米要四角多钱。

    所以，虽然爱吃，却是吃不起。越是吃不起，就越觉得它好吃。偏偏在那个长身体的日月，肚子又像被熬鹰似的，总是饿得咕咕叫。

    手里没有钱，办法总比困难多。锅盔在我的少儿时期，是最美味的食物，既然吃不到，就吃烤红薯，烤土豆，把日子对付过去。

    转眼，我上了初一，到了离家五里路远的学校。当时是住校，每周带一次米，带一次咸菜，手里有了用钱的自主权。到了傍晚的吃饭时间，不想吃学校的饭菜，就约上同学去学校后面的美食街吃，小餐馆是吃不起的，就直奔烤锅盔的炉子。那个卖锅盔的老板娘，善于眼观八方，她发现很多同学围观后并不买，经过“市场调查”，得知同学们是手里钱不够。于是，她微笑着说：“你们可以带家里的米来换，半斤米换一个锅盔。”旁边卖肉包子的婶子趁机“打劫”：“六两米换一个大肉包，里面全是肉哟。”这是一个好主意，同学们听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当时已经分田到户，农村人家里的米，一次都会存放一百来斤。走读的同学，可以悄悄带上半斤一斤的米，装到书包里，拿到美食街，就过上了半斤米换一个锅盔的土豪生活。有那用六两米换一个肉包子的同学，在我们眼里，就成了“败家子”。

    我家的情况和同学们都不一样，他们是地道的农家孩子，家里米多，过个三两天带半斤米出门，就像池塘少了一滴水，家长看不出来。我家是半边户，父亲是铁路工人，长年在外，母亲一人管家，她力气小，每次打米，只能存放二三十斤米放到家里。我每周带米去学校，是她称好的，交到学校换成饭票，那个给我称米的人是她朋友，我就不敢私自截留一两斤，怕她俩某天聊起来穿帮。我只有中午骑车回家，悄悄拿点米去换锅盔解馋。这样做了三次，母亲就发现家里的米少了。我找着借口说，您给我的生活费不够用，学校后面的美食街，允许拿米换锅盔和包子吃。母亲想责怪我，但压下了火气，她尽量温和地说：“我和你爸养你们三个，是吃力了点，但你说的半斤米才换一个锅盔，太贵了，完全是天价！我一斤面可以做出六个饼，和锅盔的味道差不多，你带到学校吃。”

    母亲做出的烙饼，外脆里香，还很大方地加点肉末，和锅盔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她还把肉末炒到豆瓣酱里，叫我带到学校配饭或烙饼吃。我把烙饼分给同学们吃，不仅不丢份，还被赞真好吃，纷纷叫各自的母亲做起来，自发停止了悄悄带米换锅盔的地下生活。大家都知道，每一粒米都凝结了父母的艰辛汗水。

    母亲做的烙饼，伴我和弟弟妹妹度过了所有的求学时光，度过了那段长达十年的拮据日子。我也从中明白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勤俭持家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