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楠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交织，夯实全球合作共赢的文化根基已成亟须回应的时代命题。中华文明五千余年的和平性，并非单纯道德修辞，而是农耕秩序依赖、和合哲学自觉与历史交往实践反复强化所凝成的文化基因。我们要深入挖掘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系统把握其文化基因、逻辑支点与实践路径，持续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推动国际合作共赢提供文化智慧与精神支撑。
一、和平性是农耕秩序、和合哲学与和平交往共同孕育的文明基因
理解和平性何以构成合作共赢的文化根基，须从生产方式、哲学思想与对外实践三重维度加以把握。
农耕生产方式为中华文明催生和平取向提供物质前提。中华传统农耕依赖自然节律与人口安居，因此历代政权以“劝课农桑”为首务，从而抑制了对外扩张冲动。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指出，农耕文化核心在“天人相应”“物我一体”，其内在追求为“顺”与“和”。经数千年淘洗，崇和守序成为民族精神本能，和平由制度安排升华为文明气质。
从思想层面看，儒道墨殊途同归而共尚“和合”。儒家以“礼之用，和为贵”为秩序基点，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行为准则，从而推及人我和谐；道家主张“不以兵强于天下”，崇尚自然而非强力；墨家“兼爱”“非攻”消解攻伐正当性。诸家问题意识各异，但于“和”范畴交汇，铸就共生并进的精神品格。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张立文将“和”定位为中国哲学核心范畴，准确揭示和平性在思想结构中的枢纽地位。
在历史实践中，和平基因主导中外交往。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皆为和平交往范例。农耕塑造“秩序依赖”，“和合”哲学升华为价值体系，持久和平实践则不断强化该取向。三者循环累积，使和平性渗透为文化基因，为合作共赢准备全方位条件。
二、和平性以和而不同、弘义融利与协和万邦为支点夯实共赢根基
“和而不同”解决合作的前提性问题。《礼记·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由多元汇聚为共同文化，在化解冲突中凝聚共识。此种尊重差异、包容异质的智慧，正契合了合作共赢的内在要求，即合作并非消除差异，而在尊重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寻求利益交汇点。和平性助推中华文明超越“文明冲突论”，为世界交往提供新范本。全球文明倡议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为核心理念，已将“和而不同”转化为现实交往准则。
“弘义融利”解决合作的规范性问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持久共赢须嵌入道义内核。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提炼跨文明交往智慧，将自身与他人发展统一，超越零和思维。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应当倡导对话协商的争端解决机制，推动各国利益在包容框架下和谐共生，使合作共赢获得道义锚定和持久动力。
“协和万邦”解决合作的路径问题。《尚书·尧典》传递的理念，是以协调协商达至万邦和谐，而非征服意志。这一理念在当代集中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倡议。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交往贯穿着“协和万邦”精神脉络，为国际合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制度范本。
三、和平性于文明对话、共同安全与命运与共中驱动合作共赢
理论活力最终转换为实践效能，须在文明互鉴、安全观念革新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层面持续用力。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是培育合作共赢文化共识的基本途径。文明深度对话之所以可能，在于和平性内蕴的包容智慧，即不以单一标准裁量他者，而是在差异中求共鸣、在对话中建信任。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标志着这一理念从理念进入制度构建阶段；共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与全球文明倡议制度化推进，使交流互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机制。这证明了和平性不仅是交往伦理底色，更是生发制度效能的文化力量，为合作共赢厚植超越利益计算的精神纽带。
秉持共同安全观念，是筑牢合作共赢和平保障的关键支撑。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核心在于一国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反对排他性军事同盟与阵营对抗。这一观念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传统思想一脉相承，为各国走出安全困境提供了文化智慧与制度可能。和平安全环境与互利共赢合作之间构成互为前提、彼此强化的良性循环。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既是赓续不绝的文明密码，也是当代中国贡献智慧与方案的深层底气。面对不确定性日益上升的未来，进一步激发和平性的当代活力，夯实合作共赢的文化根基，对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2021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合作共赢理念的若干重要关联及问题研究”（编号：SKZ5342021003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