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瑛

从伟大建党精神到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进程中，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谱写了一曲曲坚定信念、不怕牺牲、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凯歌。在陕甘高原的滋养下形成的南梁精神具有浓郁的陕甘特色，在延安精神培育中发挥了承上启下、聚合扩散的重要作用。在甘肃人民的精神坐标中，无疑是其他革命精神的发端与起始。南梁精神是陕甘高原的精神丰碑，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实践是最好的课堂。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举起的屠刀，勇敢地发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号召。在甘肃大地上，刘志丹于1930年10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后，革命者前赴后继，其中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里，大大小小就有十次武装斗争。可惜的是，陕甘地区的武装斗争，最终都被强大的敌对势力镇压。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等地已成功创建了大大小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的队伍日益壮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井冈山斗争的启示和几年的斗争实践告诉陕甘高原的革命者：必须要有根据地，否则，革命者无处落脚，起义无法成功。于是，革命者发自内心呼喊出“走井冈山的路”的时代强音，擘画出在陕甘高原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奋斗愿景。他们在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梢山中，白天钻梢林，晚上睡窑洞；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从寺村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冲出照金的困境来到南梁堡的山洼中，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广泛建立群众武装、成立地方游击队，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系，将革命的烈火燃烧到陕甘两省交界处的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为了统一领导这一大好的革命局面，1934年的2月25日，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一块孜孜以求的革命根据地终于在南梁堡子为中心的山洼里建成。年仅21岁却已经有6年多党龄的习仲勋被群众选举为革命委员会主席。根据地建成后，前方打仗，后方支援，二者相互支撑，不断加强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使陕甘边的革命者有了一个巩固的后方。11月7日，正式革命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与陕北的革命者相互支持与融合发展。其历史地位，曾被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两点一存”，即：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是八路军东进抗日的出发点。

事已远去，业已成就，但革命者给我们留下的“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精神遗产，迄今仍然熠熠生辉。南梁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史上的重要坐标之一，诞生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谷和遭受严重考验之时，是通过和“左”倾、右倾错误思想做斗争的过程中锤炼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这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在不“左”不右的指导方针下催生出的陕甘方案，是中国革命“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真实写照，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崭新天地和广阔舞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甘肃人民继续继承革命战争年代的拼搏精神，在75年的伟大实践中，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奋发进取。18个干旱县，从吃不上、吃不饱饭和穿不上、穿不暖衣到温饱有余，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取得了全省脱贫的伟大胜利；庄浪县委、县政府9届班子、11次易人，紧握梯田建设的“接力棒”34年，终于修出全国第一个“中国梯田化模范县”；千千万万的“治沙愚公”同心同向，让流沙披上绿装，阻隔了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合拢；敦煌研究院的知识分子在艰苦的环境中一待就是一辈子；莘莘学子依靠家长苦供、自己苦读和老师苦教改变命运。这些典型事件催生的三苦精神、梯田精神、治沙精神、莫高精神、教育精神等，无不描画出甘肃人民“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精神面貌。回头去看，这些精神的凝练形成，其实践基础无一不证明：越是自然条件差，生活艰苦的地方，干事创业就越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和鼓舞。2017年5月22日，甘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大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南梁精神，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将南梁精神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吹响了新时代甘肃弘扬南梁精神的号角。相信在南梁精神的激励感召下，甘肃人民将会不断前行，迎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春天。

作者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