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来

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晒书则是节日活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入伏后天干物燥，古人觉得七夕这天天门洞开，能把书籍和衣物晒透，文人士子们便纷纷将藏书搬出来，摊在阳光下暴晒，以达到驱虫目的。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穆天子传》中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东汉崔寔在其所著《四民月令》中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说明我国从汉代起，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俗，魏晋时期，七夕晒书已相沿成风。

毫无疑问，晒书本身是极其有效的护书方式，尤其是在南方地区，长达数月的梅雨季节里，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一些破坏。晾晒书籍，可以祛除潮气、防霉防蠹，从而有效地保护藏书。‌

宋代的官办晒书会，几乎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有关晒书会的盛况，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组织有“晒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宋代晒书会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临安府具体承办，多在农历七月的五、六、七日举行。由于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潮湿，因此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馆阁晒书会”的层次比较高，展品不乏稀世珍品，能参会的大多是大臣名流，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基本上都在朝中担任各类职务。一年一度的晒书会，无疑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盛宴。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一习俗在民间更加流行，很多读书人甚至借七夕晒书来展示自己的学问。

晒书倘若抽除了俗世的浊气，仅止于晒学问，倒也无可厚非，晒学问可以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学术交流。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西晋时期，七月初七这天，当地乡绅纷纷晒衣炫富，各种皮裘锦被琳琅满目置于阳光之下。唯有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搬出竹榻放置庭中，在烈日当头的正午时分仰卧于榻上，解开上衣袒胸露腹，在烈日下暴晒。众人不解问他作何，郝隆大咧咧地说：“我在晒书！”原来，家境清贫的郝隆饱读诗书却无华衣可晒，自诩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别人曝晒衣物时，他却用“晒书”的独特方式，来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你们晒衣裳，那我就晒肚皮。“竹林七贤”之一的音乐家阮咸，不屑于有钱人家晾晒衣物借此攀比的低俗把戏，于是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在自家庭院中漫不经心地挑起一块破布短裤，任短裤在风中猎猎招展。

在信息化时代，人们热衷在微信、抖音上晒美食晒旅行晒感情，比起那些晒名车晒豪宅的行为，七夕晒书的习俗至少说明，我们内心仍保留着对书本的渴慕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