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东煜

鲁迅先生判断：“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提取民间文学或因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这一判断之中涉及了文学的新旧——即文学史的时间坐标，亦涉及了文学创作者的不同身份以及各自的特质。基于此，可以对民间文学的本真性与时代性有所思考。

民间文学具有本真性，这种本真性即是民间文学的根本基础——原始的、群众的、生活的、通俗的。

谭麟在文章《读〈门外文谈〉断想》中写道：“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就有不识字的作家。”民间文学有着多种形式和丰富内容，但实际溯源会发现很多无具体出处，甚至无法考证，无论“佚名”作者，还是常见于书刊表述的“据当地民间流传”“根据某人回忆而转述”等皆是如此。提及公认的、专业的文学经典时，我们可以联想到诗词歌赋、传奇小说；非专业的、鲜为大众关注的民间文学则有如“民谣”“宝卷”等，它们被大众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传播，乃至启发影响着后来人，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形式与内容。这种民间文学所独具的原始性、群众性、生活化、通俗化可以说是一切文学创新的源头。以民谣、宝卷等为例，若某些篇章不是取材自民间或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认同与接受，则无法广泛传播，历经多年考验依旧如是。

民间文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时代性。它们的内容和文化内涵因时代变化而变，在不同的大文化政治语境下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与适应，以便更好地生存和传播，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灵活的成长特点。这种民间文学的生命力是一种从久远历史中形成的中华文化强大的内生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内生动力，各种各样优秀的民间文学也不会得以流传和延续。民间文学“旧瓶装新酒”而不失本真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多样性民间文化的包容、接纳、灵动生命力的最好注解。

民间文艺理论家刘魁立先生曾指出，中国民间文化核心性的体现因素有两点：一是顺应天时，始终强调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天人合一”；二是立德修身，具体展现在人对三种关系的处理上——如何处理我们与天地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建构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如何改善自身的品质和修为自我内心，即人与自己的关系。中国民间文化中的聚焦点——人与自然、社会、自身三种关系和谐建构才是真正正确的可取之道。

河西走廊上，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河西宝卷”及“凉州贤孝”从未失传，在今日已经又被重新关注。在不同宝卷故事文本中相互渗透、融合着对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的建构教化，或提出范本，或给以警示，它是我国民间文化包容开放、民间文学历史久远的体现。

以较大众而言生涩的敦煌经变转向通俗的现实题材故事传唱、念卷，是民间文学原初真实关联人民生活、因时因势创新而变的体现。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河西宝卷较之“大漠阳关”、《凉州词》、敦煌飞天、马踏飞燕等一系列丝绸之路的宏大、精英文化符号更为接近民众，接近彼时的民间真实生活。这是回溯和聚焦河西走廊乃至丝绸之路文化历史的另一民间、基础性的侧面，是一种文化原初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它亦有着强大的灵动和现实生命力，因为以这种民间文学为代表所体现出的民间文化的特征——对三种关系的建构和处理，亦是今天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和忽略的一面。

鲁迅先生曾希望把“文字交给大众”，今天尊重、保护、发扬传统之中的民间文学，支持、鼓励其创新便是对鲁迅先生一种跨越时间的回答。我们更应关注和重新思考——愈多元、愈现代的大众文化语境之下，民间文学如何接力、创新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