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李清凌
在魏晋十六国北朝中原战乱，“井堙（被填）木刊（被砍）”“骨岳血海”的历史背景下，甘肃的崇山峻岭，大漠长河，将这一辽阔的地域与中原战乱区隔离开来，形成偏安的小环境。同时，甘肃各政权之间、各政权与中原王朝之间兼并和被兼并的矛盾斗争尖锐复杂，从未停歇。为富国强兵，扩大统治地盘，创建统一大业而培养、罗致甚至抢夺他国人才，是各政权共同的政治取向。
重视培养和重用人才
曹魏、西晋、凉、秦各政权，大都把培养、搜罗人才看作是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国有人焉”，往往是对一个政权不敢轻视的重要原因。
前秦苻生派征东将军苻柳、参军阎负等出使凉州，劝说前凉归降。凉州牧张瓘在谈判时，诘问前秦谁是堪当大事的政治人才。阎负等列举一长串经世贤才的名字，以证明前秦“济济多士”，一席话说服张瓘，“乃言于（国主张）玄靓，遣使称藩。”（《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二》）苻坚准备进攻东晋，其太子苻宏、少子苻诜都以晋有谢安、桓冲等人才，认为“未可图也”，苻坚不听，结果遭到大败。正是由于人才这样重要，所以，每个政权建立，总将人才培养、罗致看作为政的头等大事。其罗致人才的办法：
一是建学培养。优礼耆老，修尚儒学，是各政权统治者培养人才，巩固统治的基本做法。晋惠帝永宁时（301年—302年），张轨在凉州“征九郡胄子500人，立学校”。（《晋书·张轨传》）其他各政权照例都很重视立学育人。前秦苻坚“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晋书·苻坚载记上》）后秦姚苌（384年—393年）立国之初，就在安定（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立太学，礼先贤之后”。（《晋书·姚苌载记》）
二是招揽贤才，倡导私人收徒讲学。统治范围延伸到陇右的后秦主姚兴曾对群臣说，他十分重视“招求”人才。有个名叫梁喜的人回应说社会上缺乏贤才。姚兴不以为然地驳斥说：“卿自识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诬四海乎！”（《十六国春秋辑补·后秦录五》）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适用的人才，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向前代或后世借用人才。因此，只能说你不识才、不认真求才，而不能诬称四海之内没有适用的人才，可见他对人才的渴求和高见。在他的倡导下，天水姜龛等一批耆儒硕德、经明行修的学者，各收门徒数百，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晋书·姚兴载记》）
三是吸引统治区以外的人才。前凉等政权一度刑清国富，社会相对安定。晋怀帝永嘉之乱中，“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轨）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资治通鉴》）西晋末，“天下方乱，避乱之国唯凉土耳”“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晋书·张轨传》）因此，当西晋愍帝死后，“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晋书·张轨传》），其中就有大量历世业儒者，被凉州政权重用。
甘肃割据政权的不少统治者“敬贤爱士”，尊重人才。张掖有个学者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前凉主张祚遣使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署太子友，即任他辅导太子。但郭荷不愿留任，张祚尊重他的意愿，“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九》）后来，郭荷的弟子郭瑀精通经义，多才艺，善作文章。前凉主张天锡，前秦主苻坚都曾“备礼征之”，郭瑀被迫出而就征，不久仍“还于南山”。前凉和前秦主对他并没有加害。前秦太守辛章还“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十六国春秋辑补·前凉录七》）北凉沮渠蒙逊平酒泉，得敦煌名士宋繇及其藏书数千卷，他高兴地说：“孤不喜克李歆（西凉主），欣得宋繇耳”，拜宋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又得学者刘昞，拜为秘书郎，“筑陆沉观于西苑……学徒数百，月致羊酒。”沮渠牧犍尊刘昞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魏书·刘昞传》）沮渠蒙逊父子对于博通经传的敦煌学者阚骃等，也极为重视。
重用人才，信任不疑，是这一时期一些统治者得到人才回报的主要原因。前秦苻坚看准王猛“有卧龙之才”“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他不顾本族官员反对，拜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王猛任职“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苻坚心不生疑。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十六国春秋辑补·前秦录三》）
争夺佛教人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作为佛教重镇，信奉人数众多。各族统治者出于自身的信仰，也为了抢占佛教领域的统治权，因而展开对佛教人才的争夺。
梁朝僧人慧皎撰《高僧传》共收入魏晋时高僧496人，其中有甘肃僧人54人。唐朝高僧道宣撰《续高僧传》共收入南北朝高僧215人，其中有甘肃僧人23人。两书所列魏晋南北朝高僧，都是领袖一方的宗教人才，在当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如竺法护，世居敦煌，八岁出家，晋武帝时随师竺高座游西域，遍学诸国语言，带大量佛经来到长安，前后译经47年（266年—313年），几与西晋相始终。由他译出的佛经有175部，354卷，史载他“声盖四远，僧徒数千”“时人咸谓敦煌菩萨”（《高僧传·法护传》），在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中都有极大影响力。
鸠摩罗什（343年—413年）是出生于龟兹的一位高僧，“道流西域，名被东川（国）”。（《高僧传·鸠摩罗什传》）前秦主苻坚命将出师，万里提兵，征服龟兹，抢夺鸠摩罗什。当大将吕光将罗什迎到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时，苻坚已经败亡。于是，吕光将罗什留在身边，建立了后凉政权。十数年后，后秦国主姚兴同样使用武力，将罗什从凉州迎到长安。几个皇帝武装争夺一个高僧，这是特殊历史时代独有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所争夺的不只是一个僧人，而是高僧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宗教影响力，是巩固和扩大政权的希望。
鸠摩罗什所培养的佛教人才，如僧叡、僧肇、道生、道融、昙影、慧严、慧观、僧朗、道恒、道标等所谓“十哲”，将罗什的佛学思想传布到各地，又在许多方面加以发挥，使其更加严密和系统化。
继前秦向龟兹、后秦向后凉武装争夺鸠摩罗什之后，北魏又以武力相威胁，向北凉索要高僧昙无谶。昙无谶（385年—433年）聪敏出众，二十岁时已能诵大、小乘经200余万言，又明解咒术，国人称他为大咒师。昙无谶来到今甘肃武威，得到北凉主沮渠蒙逊的厚待，他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等协助下，译出《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金光明经》等20部、60余万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远慕其名，遣使到北凉索请，并威胁沮渠蒙逊说：“若不遣谶，便即加兵”，蒙逊不为所动。北魏又改变手法，遣使拜蒙逊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州、西域诸军事，太傅，骠骑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蒙逊表示昙无谶是他的“门师”“当与之俱死，实不惜残年”。（《高僧传·晋河西昙无谶传》）一方威胁、利诱，甘愿付出高价；另一方则是宁死不愿割爱。一位佛教人才为什么会让两个政权如此激烈地争夺？除了高僧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外，其他理由都解释不通。
各政权重用佛教人才，一是任为僧官。北魏自孝明帝正光（520年—525年）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资治通鉴》卷158）北周经过宇文邕毁佛，僧尼人数有所减少，但仍不下百万人。各政权统治者将高僧安置到各级佛教管理机构和寺院、丛林，通过他们加强对广大僧尼、信众的管理。在各政权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高僧往往能起到特殊的作用，他们的态度往往是行政决策、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是引导社会舆论。魏晋十六国北朝，中国佛教流行由鸠摩罗什译介的般若中观思想。中观派认为人们只要通过修炼，具备“般若”（智慧），便会解脱，“不复往来生死中。不往来生死中，则无垢恼”。（《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给天天面临死亡威胁的人们指出一条摆脱“垢恼”的途径，得到精神慰藉。在佛教舆论的强大引导下，人们以虚幻世界的安乐，宽容了物质世界现实生活的苦难，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
三是借用高僧的法术、品格和声望，扩大政治影响。许多高僧以法术征服统治者的心，统治者也通过渲染高僧的法术，巧妙地扩大政权的影响力。同时，一些高僧如法护，操行坚苦，笃志好学，献身佛法，万难不屈的执着精神和高尚品格，在信众中具有很高的感召力。对于割据政权，这也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
对道教人才的罗致
魏晋十六国北朝甘肃流行的主要宗教还有道教。道教的信众不如佛教那样多，但影响力不小，统治者同样重视拉拢道教人才。
其时民间道教数以百计，葛洪曾将它们统统斥之为“妖道”，认为“皆宜在禁绝之列”。他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提出以神仙术养生，以儒术治世的政治化、世俗化道教理论。寇谦之沿着葛洪援儒入道的改革路线，进一步将道教从汉末人的造反工具改造成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魏太武帝将寇谦之道教改革的内容公布于天下，又为其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了道场，他还定道教为国教，奉寇谦之为国师，从此以后，道教在北朝包括甘肃如日中天，影响巨大。
当时甘肃还有一些道教人士继承汉末以来的谶纬学，以预测未来为能事，服务于统治阶级和民众。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往往要求他们的预言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否则就会遭到杀身之祸。
十六国时期的高道王嘉，子字念，陇西安阳（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人，所作《牵三歌谶》是一部谶纬学著作。他先事苻坚，后被姚苌“逼以自随，每事谘之”。王嘉惯用特殊的方式表达预见。苻坚发动淝水战争前夕，曾遣人向王嘉预卜吉凶，王嘉说：“金坚火强”。苻坚一时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又问：“我能有几代人当皇帝？”王嘉回答：“未央”。苻坚欣然以为吉征。次年岁在癸未（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不久亡国。人们这才明白，他说的“未央”，是“殃”在“未”年的意思。“金坚火强”，是前秦在西方，五行属金，东晋在南方而属火，火能铄金，故他暗示前秦必败。
王嘉以善言谶语——实际上是一种政治预见，而被人们佩服，他也因此遭到杀身之祸。姚苌进入长安，开头也像苻坚一样优礼王嘉。姚苌与苻登对垒鏖战，询问王嘉：“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王嘉回答：“略得之”。姚苌发怒道：“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晋书·王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