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夏雨

父亲说，我要入党，先得过他这道关。他是党员，母亲是乡党委委员，我哥哥、嫂子全都是党员。父亲好像把支部建在了家里。他们经常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讨论如何让我进步得更快。在我十五六岁时，父亲对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是组织找我谈话。

父亲出身贫寒。他第一次睁眼看到的不是家徒四壁，而是根本没有壁的茅草棚。全家十三口人，半数没有固定床位。父亲五岁开始帮地主放牛。牛比他大得多，也比他懂事。他是被牛拉出去见的世面。有一次牛要喝水，要下河洗澡，他怕水牛被淹死，扯住牛鼻子不放，并把缰绳绑在自己腰上，结果直接被牛扯进河里，灌了一肚子水。父亲七岁开始帮家里扯秧、插田，春夏守鱼苗，秋季守花生，冬天守萝卜，他和十个兄弟没日没夜地干，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让父亲看到了希望。

1950年，父亲18岁，成为第一批自愿参军入朝的战士。那天大雪纷飞，父亲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就偷偷出门。他跑到一个山坡时，我喜生大伯赶上来，拦住他坚决不让走。父亲在雪地里打滚，哭闹，眼泪融化了大伯满脸的雪花。大伯流着泪放父亲走了。打那时起，父亲就把身与心都交给了共产党，一门心思要加入这个光荣的组织。

在抗美援朝的最前线，父亲目睹了共产党员吃苦在前、牺牲在前的一幕幕动人情景，更加坚定了信仰，在火线积极申请入党。停战协定签订后，连长要给父亲报三等功，父亲却报了三位战友，把自己的名字划掉。1955年上级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父亲谢绝组织上为他安排职务，坚决要求返乡务农。几年后，他成为一名教师，后来任中学校长、乡文教办主任，在教育战线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我在他任校长的中学读初中，未得到任何特殊照顾，住在四十多个学生的集体宿舍，每周回家带上母亲给我炒的酸菜。父亲从不准我拿他的餐票去食堂小窗口打菜。他的工资却经常用来接济穷困学生，数不清的农家子弟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有个学生还参与了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

父亲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比纯洁、无比光荣的组织，我如果想入党，他会同家里的其他几个党员一起审核我的申请，然后我再向组织递交。

1991年，我在省外贸公司工作已有五年，任出口部经理，每年创汇数百万美元。公司给我分配了两室一厅的住房，让我主管一家有三百多名员工的鞋厂。

父亲每周一封信，说如果想入党，就必须为老家办实事，要我回家为乡亲们办一家鞋厂。我不愿和父亲顶牛，在老家创办了一家乡镇企业。近三十年过去了，这家鞋厂依然蓬勃发展，成为利税大户，很多家庭因此而脱贫。

再后来，我顺应自己的内心，弃商从文，追求自己的文学梦。父亲批评我，说我没有继续为家乡做贡献，未达到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我继续努力向党靠拢。我告诉父亲，从事文学创作也能为老百姓做贡献。问起至今还卡在他手上的入党申请书，他说那还早，那还早。

（摘自《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