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东升
编者按 2020年12月中旬，著名纪录片导演郭东升携作品《三矿》来兰，与我省广大影视创作者交流分享创作经验，并在兰州百安概念影城“爱上纪录片”公益展映中交流看片。
纪录片《三矿》以山西阳泉为背景，讲述了阳煤集团三矿这一百年老矿的兴衰故事。该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委托制作，阳泉市广播电视台、郭东升纪录片工作室承制，郭东升导演拍摄。本版特编发郭东升导演创作手记，以飨读者。
我是在山西阳泉长大的，这是中国一座因为盛产无烟煤而闻名的城市，我家就住在矿区，从小学到初中都在矿区上学，那时候经常去煤矿拾煤、玩耍。说起矿工，文艺作品常把他们说成是采掘光明的人，而现实中，危险、辛苦、脏却与矿工时时相伴，看到每天从井口走出来黑黑的矿工，还有一车车拉上来的煤炭，总想知道下面是什么样的世界，这一等就是50多年。
从2017年3月开始，我带领摄制组用了两年半时间，驻扎在三矿拍摄，其间在井下500米的地层深处拍摄了40多次，每次拍摄几乎都在10小时以上，每次往返行程20多公里，累计起来将近1000公里。《三矿》这部讲述中国煤矿工人故事和中国煤矿变迁转型历程的纪录片，就这样一点点地从地层深处采掘出来了。
三矿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煤矿，从民间开采到民族矿业再到成为新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是一部中国煤炭工业历史的缩影。这座百年煤矿资源将近枯竭，拟在2019年闭井停产，三矿6000多矿工将面临停工转岗，在剩下的两年多这样一个时间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三矿，去拍摄处在转型期的煤矿和矿工，既能抓取井下真实的世界、矿工真实的工作生活，又能展现煤矿在转型中遇到的困惑以及引起的思考。
2017年，《三矿》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申请立项。拍摄中，制片人张旭给予重点关注，到矿山调研指导，就如何讲好三矿故事与导演达成共识：要用当代人的语境，去讲述百年老矿的变迁；展现时代变了，生活变了，采掘技术进步了，几代矿工硬骨头精神没有变；去思考百年老矿的关停，等待它的是怎样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因而摄制组要在矿山扎下来、跟得住，舍得时间，舍得辛苦，拍摄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抓取一段段生动的场景，用真实感人的故事展示出煤矿工人的风骨。
三矿生产有采掘、通风、运输、机电四大工区，加起来上百个工种环节，最能体现煤矿工人工作生活的就是采掘工区的综采队，他们工资最高，但也是最危险最苦累的工种，“硬骨头采煤队”是煤炭行业对采煤队最高的褒奖，只有下到地层深处的工作面，近距离看他们挥汗挖煤、舍身排险，才真正体会到“硬骨头”三个字的分量。
三个综采队，三位队长，摄制组重点跟踪他们拍摄两年，一个风雨百年的煤矿呈现出来，一组克难攻坚的矿工群像矗立起来了。
井下采掘工作，一年365天都是三班轮回运转，为了拍摄到井下生动感人的场景和故事，必须多次下井拍摄，摄制组的工作室驻扎在矿党委书记隔壁，随时保持与矿生产调度的联络，及时掌握井下生产情况，一旦井下发生瓦斯超标、顶板来压等影响生产进度的状况，我和摄像在安全员的带领下，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有状况意味着有危险，有发生事故的可能，但也是抓取最打动人、最真实瞬间的时候。因而，我们拍摄到无色无味的瓦斯，从煤层间像幽灵般冒出的镜头。拍摄到4米见方的巷道，被岩石压力挤压成不到1米见方的洞孔，矿工们就蜷缩在里面，轮班不停地开挖，甩开压力，保证巷道畅通，这是一场永不言败的战斗。在矿山，矿领导都是从井下最基层矿工干出来的，他们最了解井下生产，最知道矿工，每当遇到状况，都能看到他们在一线坐镇指挥，井下不管是谁，一声“伙计”，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层级差异，都是一个坑道的战友，共同抵御的是来自大自然的压力，确保安全出好煤。
为了拍摄到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坚持在工作面等、抓、跟拍摄镜头，这样每次下井都要10小时以上，最长的15个小时，在安全员允许的情况下，一定要靠前再靠前。为了拍摄矿工们在不足1米见方的洞孔中开挖巷道的情景，我们跟着矿工钻进去爬行拍摄，头顶岩石断裂的声音不时炸响，碎石落在身上，当时我真怕了，怕被压在里面再也出不来了。对于我来讲，井下拍摄，也是对体力的考量，每次下井行程往返20公里，除了搭乘电车，还要在崎岖不平的巷道步行6公里多，每次都到了体力支撑的极限，多次带领我们下井的安全员被感动了，他们说，第一次见到这样反反复复下井拍摄的电视人。下井多了，矿工们把我们也当成了“伙计”，在幽暗的井下一起工作，一起吃班中餐，他们自然地向你敞开了心扉，我把自己当成了矿工，上井后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家里平安上井，矿工们每天平安到家是家人最大的祈盼。
作家刘慈欣恰巧是三矿的矿工子弟，在看过《三矿》初剪版后写下了一篇观后感，其中一段这样描述了儿子心中的矿工父亲：我的父亲是三矿的井下工人，在二号井干了大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井下。三矿构成了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整个背景和基调，说起这个词，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父亲的形象，不是单个的父亲，是父亲作为一个群体的整体形象，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记得小时候最怕的事就是到了下班时间父亲还没回家，那时也没有手机和电话联系，爬在窗口等着父亲回来，是我童年时代最为铭心刻骨的经历。当时井下工作比现在更为艰苦和危险，液压支架尚未普及，工作面都使用人工支撑的钢铁支架，父亲经常从事回收这种支架的放顶工作，那是井下最危险的作业之一。记得父亲不止一次同我谈起过液压支架，那种向往，就像谈到某种神奇的科幻机器一样，现在想想真的让人心酸。但我是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才下过矿井，当时，我们这些矿工家属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在井下是如何工作的，所以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
煤矿经常性地组织家属在井口慰问，宣讲安全，形成了煤矿和家庭、制度加亲情齐抓共管的良好传统。两年拍摄中，让我最感动的是井口认亲的那一幕。在井口，这些衣着光鲜的家属们牵着未成年的儿女，看到上井的矿工们，如同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一个个站在眼前时，朝夕相处的亲人却难以辨认，大多家属们只知道矿工们辛苦，却没想到全家的幸福生活是靠他们用如此的辛勤和汗水换来的。在这感人的场景中，我们看到了矿工们为矿山、为家庭的奉献；看到了矿工们辛勤工作给家人带来的温情和幸福。
两年半的拍摄制作，《三矿》完成了，它是从地层深处的岩石中、粉尘中、危险中采掘出来的，从浸满矿工苦乐的汗水中打捞出来的，它让世界知道百年中国煤矿走过了怎样的历程，让世界看到中国煤矿工人是怎样的奉献者。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在66岁这个年龄，完成了这部作品，我不辱职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