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峰

抑制疫情，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需要三方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医生、政府和我们自己。我们的政府很作为，我们的医生很尽力，而我们自身因为在没有药物可以有效遏制病毒时，能够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正是免疫力。目前，一部分国人的身体素质在抗生素过度使用的现状下，实在是难以和细菌、病毒“硬碰硬”，致使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风险显著上升。

一直以来，国际包括我国过度使用抗生素的状况非常严重，而不能给抗菌药物套上“笼头”的结果，就是导致体内微生态失衡，引发难以控制甚至致命的感染。2003年后，我国政府出台关于抗生素合理使用相关文件，一段时间虽有好转，但实际上，有些人面对抗生素的态度仍然是我行我素。此次新冠病毒防疫战进入尾声，广大群众还要再补一次课，即每个人都要保护好自己的微生态，不要过度使用抗生素！

在病毒感染防控体系中，减少和遏制抗生素不合理、不规范的使用，不但可以减少耐药菌株的出现，还可能切断致命病毒的变异和传播的方式及途径，杜绝“超级细菌”的肆虐。同时，为防治新冠肺炎疫情而过度应用抗生素，还需注意在短时间内出现耐药微生物的急剧增加，再次引爆新的医疗问题。以下几点现状要引起清醒认识：

抗生素还有过度使用现象

我国某些医院抗生素综合使用率超标。超量、超时、超范围使用抗生素，或在无明显用药指征情况下盲目过度使用抗生素，或不考虑抗生素抗菌谱、效价强度、不良反应，一味给予高级别的抗生素产品，都属于抗生素过度使用的范畴。同时我国临床药师指导用药尚未普及，临床药师指导制度尚不完备，无法在售药环节上对抗生素使用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管。而抗生素过度使用带来的巨大危害，极容易酿成机体产生二重感染、大量耐药菌株的涌现，甚至使“超级细菌”和变异难控的病毒“横空出世”，威胁人类的未来。

畜牧养殖业抗生素滥用

除了医疗抗生素过度使用严重以外，我国畜牧业、养殖业抗生素和消毒剂使用过量状况也尤为突出。在生猪、肉鸡、水产等养殖过程中，因养殖密度高，为降低感染发病率，提高效益，有的养殖户习惯在饲料中添加各类抗生素。同时每年约有5万吨抗生素残留被排放进生态环境，严重干扰了生态环境和自然界的菌群、病毒平衡，污染水源及土壤，酿成长期影响。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已推进兽用抗生素减量化使用，2018年中国养殖用的抗生素总量为2.98万吨，与2014年同比下降幅度57.03%，与2017年环比下降29.05%，但治疗和促生长抗生素的用量仍比较大。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9年发布的最新版《兽用抗生素使用情况年报》对2015年世界兽用抗生素使用情况统计，亚太地区活畜禽抗生素用量为296.75毫克/公斤，远高于美洲（100.40 毫克/公斤）、欧洲（79.28毫克/公斤）和非洲（45.93毫克/公斤）。我国农业农村部2018年公布每吨动物产品使用的抗生素药量为140克（140毫克/公斤），较2014年的318毫克/公斤和2015年的252毫克/公斤显著降低，但仍不理想，与发达国家抗生素使用与理想标准尚有一定差距。

兽用抗生素添加量大，种类较为低端，毒副反应较重。农副产品通过饮食进入人体在体内蓄积，易带来机体耐药及毒副损害，并产生基因突变的耐药菌。虽然尚无直接的确切证据证明，此次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可能与人们在动植物中过度使用抗生素所致病毒基因变异有关，但多年来从多种新型传染病的陆续登场，以及当前人类过度使用抗生素的严重程度，结合微生物抗药性和微生物对药物适应进化的研究结果看，应该促使人类深刻反思。

抗生素过度使用的危害

和兽用抗生素过度使用问题类似，在临床中，尽管抗生素过度使用到现在也没有人体病毒基因变异的科学依据，需要在今后的科研中逐步被证实；但不能忽视的是，抗生素的滥用会使机体免疫系统失衡。长期过度使用抗生素，机体因抗生素的毒副作用、继发感染而长期处于疾病状态，或如入无人之境的“超级细菌”的肆意作乱，其所带来的机体免疫系统的失衡，恰恰为病毒感染人体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20年来，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起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其中与生物安全有关的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最为深远。继SARS之后，高致病性禽流感、甲型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人感染禽流感及含NDM-1基因的超级细菌等此起彼伏，无不考验我国的公共卫生预防体系与食品药品安全体系。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所致的肺炎，再一次对人类发出了严厉警告，如不采取更加完备的立法和更加严格的管控，未来新型病毒、超级细菌、超级真菌/支原体/衣原体等其他微生物感染所致的生物安全事件肯定还会与我们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