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庆明

道德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创造性与流播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社会性与阶级性、悖反性与调适性等一系列矛盾关系的统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只有遵循道德自身特性，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

一、道德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道德既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道德的客观性是指道德的起源和发展的物质性，即对客观物质条件或现实经济状况的依赖性；道德的主观性是指道德的属人性，即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价值评价或批判。道德关系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是社会关系在思维上的反映。因此，道德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承认道德客观性也就坚持了道德认识上的唯物论，承认道德主观性也就坚持了道德认识上的辩证法。

一部分人从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一切道德现象，认为道德只与经济增长、物质积累有关，并对道德现状作完全无价值取舍或批判性评价的实证分析。显然，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影响甚至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合理方向。庸俗决定论不仅否定了道德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取消了道德本身的存在合理性。另一部分人则从价值、宗教等因素出发捍卫道德的属人性，脱离物质经济条件仅仅抓住一些人性、道德的词句，以单纯情感性的态度和形而上学的说教方式对待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道德问题，并对道德目标做浪漫主义设想。事实上，道德所具有的评价和批判作用，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基础之上的。人们若离开对现实经济状况的考察，往往陷入否定一切“非人化”或“非道义性”的抽象道德批判的泥潭。

二、道德的原生性与跨时空性

一个民族道德体系的原初形态起源于先民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生存需要。他们对道德资源进行加工，确立了用以应对外界环境及人际关系的价值体系的雏形框架。一种有生命力的道德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与生活实践相互作用并逐步得到扩张和散播。换言之，道德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散播性。从纵向看，带有普适性的道德理念和规范，总要经历一定时间延续；从横向看，一种先进的、有生命力的道德价值观，也总要进行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空间流动和传播。

中国本土自生的封建伦理道德曾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其中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大道之行”的哲学理念，“为政以德”“仁民爱物”的治政思想，“修齐治平”“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刚健有为”“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谐观念，对今人和后世仍将产生深远影响。当然，这离不开中国人民对道德文化深层次优秀基因的激活。这些道德遗产不仅在中国延续下来，而且深刻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阳明学者汲取阳明思想，对商人道德主体意识进行建构，并使日本商人在近代之前就基本形成了“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行为共识。

三、道德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一方面，包括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在内的道德内容，如“利他主义”“同情”与“爱”等亲社会性道德情感，反映了全人类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最基本要求。而关于未来社会的道德设想，如“天下大同”“千年王国”“共产主义”，往往又都体现了人类的终极关怀。不论是基础性道德还是终极性道德，都使其具有跨越民族界限的特征。另一方面，不同国家或民族的道德内容，其具体表达形式各不相同，又各自带有民族性特点。比如，中国道德坚持以家国为本位，西方道德则坚持以个人为本位。中西方道德呈现不同的民族性。

四、道德的社会性与阶级性

道德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依靠社会舆论来规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因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社会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道德具有阶级性，即国内外的不同阶级具有各自不同的道德评价或主张。一个国家或民族占主流的道德，往往是与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现实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或民族的道德文化都要服务于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和利益。比如，资产阶级要开创世界历史，就要突破民族地域的限制，将反映该阶级利益和需要的道德文化强制推广至全世界。从实践结果来看，西方国家主导下的世界历史发展及殖民地扩张，加速了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文化在全球的传播和普及。这种强势的以资本为逻辑的道德文明，不仅在现实中构造起了西方化的世界道德景观，也在不断销蚀着其他文化的民族自主性，消弭着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五、道德的悖反性与调适性

道德的悖反性指的是道德选择及其实践结果的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源自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推动事物发展，往往产生正反两方面的道德后果。比如，现实生活中阶层不同的人进行合作，层级较高的人可以将信息、资源乃至声誉转移到层级较低的人，进而缩小双方差距，同时因其为他人提供利益，也更容易吸引到更多的合作伙伴。然而，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往往具有非对称性以及被不当利用的脆弱性，并有可能导致合作破裂。这就需要人们对不合时宜的合作道德规范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对共同体道德选择提出的最新要求。

（作者系兰州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