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从小热爱文学，喜欢写作。但那时候，很难找到一本书看，心灵经常感到一种饥渴，对文字的执迷，让我痛苦。上初中的时候，我爸从县图书馆借一些小说给我。到通渭一中上高中的时候，每天下午，我就去学校的报栏阅读报纸，那里经常是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甘肃日报》。《甘肃日报》的“百花”版我最喜欢读，那上面经常发表一些很有意思的散文、诗歌，偶尔还有短小说。可以说，我的文学之梦，就是从那里起飞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发表文章，但给《甘肃日报》“百花”版一直没有投稿。一直到1993年6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才向它投稿。我现在还记得在“百花”版发表的最早的散文是《我和四叔》，1995年1月24日。之前有没有，都模糊了。后来还有《爷爷的小曲》等。记得《爷爷的小曲》发表的时候，还配有爷爷的照片。爷爷把那张报纸经常放在炕上的窗子上，有空就看一看。有一次，奶奶还说，你爷爷的照片放在报纸上，别人拿上了，乱扔乱丢，不太好。爷爷一笑，没说话。

2002年，《甘肃日报》开始推出一个栏目：“陇军风采”，每周发表一篇关于甘肃一线作家的评论，马步升的一篇就是我写的。《甘肃日报》当时的“百花”副刊编辑彭中杰很欣赏，就约我写其他甘肃作家的评论，第二篇写的是雪漠，题目是《雪漠：文学与良知的大漠》，对雪漠当时很热的长篇小说《大漠祭》做了一个批评。但雪漠当时在甘肃很热，彭中杰说先放一放，让我先写别人，我就写了唐达天，发表后，才发表了雪漠的那篇。没有想到一下子影响颇大，当时的作协主席王家达先生、副主席柏原先生开始关注我，让我加入省作协，并很快推荐我加入了中国作协。

后来，“百花”版上就陆续发表了我写的一系列评论，大概有二十篇。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批评文字，对当时甘肃文坛的一线作家做了认真而坦诚的评论，主要谈了他们的不足。文章发表的时候，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一次，我有事去甘肃日报社，爬上那高高的台阶，就是那古色古香的办公楼，在许维老师的办公室谈及此事时，他笑着说，不要管。他认为，文学就应该有批评，一味表扬有什么意思？批评才能进步。

可以说，我后来走向文学评论的道路，应该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鼓励和厚爱，我不一定会走这条路。

我和彭中杰先生经常是电话联系，他对稿子有什么意见，我们都在电话里沟通。有时，完成一个人的评论，下面写谁呢？他会在电话里念一串名单，让我挑。他对我的文章比较厚爱，每次发表基本都不做改动。许维老师我们有微信，还时常问候一下。他读了我的文章，还会和我说一会。

成为《甘肃日报》的作者快20年了，我喜欢“百花”，每年总会在上面发几篇文章，有时是他们向我约稿，有时是我投稿。我觉得合适的稿子就会投过去，大多数时候就发表了。但偶尔也有退稿的，我觉得很好，它坚持了它一直的风格和品位。《甘肃日报》的读者中有不少领导干部，我以前在省委党校当老师，很多地县领导都听过我的课，他们看见我的文章，如果读了，还有感应，就会给我打电话，和我谈谈他们的想法。文章有读者，而且还会打电话过来，和你谈想法，这是作者最幸福的事情了。比如，我在“文海观潮”栏目发表的几篇文章，就有几位当年的学员打来电话，还有怀念陈忠实、雷达的文章，让大家心情难静，通过微信、电话和我交流。从电话中，我能感受到他们深厚的感情和对先生们的追思。

《甘肃日报》“百花”版和《飞天》杂志，可以说是甘肃作家的摇篮，很多甘肃作家就是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的。我开始是它的读者，后来是它的作者，再后来又成了它推荐的评论家了。2013年，它创办了“文学陇军”栏目，逐步推介甘肃作家、评论家，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侯川的《杨光祖：平实中闪着剑戟的寒光》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百花”版举办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推介一批甘肃的作家、评论家，我又名列其中，发表了彭金山先生的《杨光祖文学批评简论》。彭老师文字老辣，文章融诗人的激情与学者的深刻于一炉，启我甚多，获益匪浅。

一个宜居的城市应该有河流、湿地、花木、绿地，一个城市也应该有一些好报刊，而一家优秀的报纸必须有好副刊。这些就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这个城市才会有未来。李辉先生多年做《人民日报》的副刊，他退休后，编辑了一套关于副刊的丛书，就叫：副刊文丛，其中有一本是《副刊面面观》。他认为，一份报纸在新闻之外能够带给读者的最佳阅读体验就是副刊，“足以让读者静下心，选择合适时间品茗细读，与之达到心领神会的交融”。

感谢“百花”，感念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