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辉

    一个创作者与时代的关系是无法割离的，即便是历史题材，也概莫能外；一个创作者与地域，是一种相互依存、映带的关系，即便是远离，其思绪也会诗意地栖息心田。

    已过天命之年，回溯30多年的创作，既是述写，也是见证。加之被列入“土性”作者，这辈子注定就与土地脱不了干系。写作是生命另外的延续，而土地对于我，又是生命的融入。《从1973年的三升谷子》到《麦女》，我总在寻求一种故事背面的精神面向，因为草芥也有生命的呼吸和精神的求索，于是，我竭力避开宏大叙事，从传统的肌理中向外放射精神的微光。既是“土性”，就离不开农业和农村，还有传统与现代的碰撞。30多年来，我既亲力亲为，又不停思考。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转型期，传统文化成为双刃剑，如何吸收并发展适合时代节拍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刚需，更需柔韧的链接。所以，我写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捞、挖掘业已消失的关乎普通民众生存的传统文化符码。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之复活，而是为了探究根由。这些看似民间信仰的东西，在大文化格局中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割裂或者摈弃，对承继传统文化的优秀及贯通古今文化气息都会带来认识上的偏差和误区。

    带着这些思考，我创作了《末代紧皮手》。

    文化的力量是潜性的。《末代紧皮手》里的土地信仰，其实还是人的信仰。土地与人的关系，不是一种单纯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依相存的关系。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进程，建设美丽新乡村，土地与人的关系极为重要，解决好这二者的关系，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借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老师的话，“作者一定意识到了这个题材背后应有的承载量有多么巨大，也知道举重若轻的叙述对于这部小说该有多么重要，也一定感知到了土地上那已经失传的民俗生活但是并没有断根的文化心志……”正是基于这种文学理想和抱负，我用十年“磨”出了《末代紧皮手》，也让“余土地”站在了读者面前。

    我当教师八年，每逢周末，总去拜访还遗存的社会贤达或有德望的老读书人。正史中忽略的东西，乡间野史能补正。这种寻访三老野少的行为有时也冒险，确实有过几段刻骨铭心的遭遇：莲花山的大石擦肩而过，我两个小时都喘不过气来；斜行8个小时在大雪中到天梯山石窟旁边的小村，两腿冻僵，在一好心人家炕上焐了几个小时才恢复知觉；凌晨被人抢劫，卸了自行车一面的脚踏板，推行二十余公里才到达凉州城……

    古凉州有专吃“义马粮”的。他们一出生便接受严格的检测，若体格坚实、耐力强大，便被作为“国家之马”的储备供养起来，死后作为马形焚化，意为来世转为国家之马，为国效力。圉人就是专为饲养这些人的“养马者”。

    二进鲁院，我完成了长篇小说《国家坐骑》后面的章节。待完成最后结尾，我竟“呆坐良久，泪流满面”，这种境况在我所有的写作状态中并不多。2016—2017年，连续两年，我都在增删《国家坐骑》。并请十余位师长把脉。2017年农历九月初三深夜，我一人坐在黄羊河水库边上的台阶上，听着惊涛拍岸的湖水在激荡。四周寂寞，友人说晚上坐在湖边要特别注意，要一手持木棍，一手持手电筒，还要左右张望，也许和你相峙或坐在你身边的可能不是狗，而是狼。这有点惊悚。狼是没碰到，对天上那点月亮倒有了切身感受。对白居易《暮江吟》中那句“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以前没有多少感受，是夜，我一人独坐，此诗冒上心头，其实那点月亮连弓都不是，倒像一只磨损了的小马掌。整整半月，我完成了《国家坐骑》的终校稿，并删掉了2万多字。

    我的小说创作，“重心不是写历史、政治和文化，也不是写志怪游侠传奇，是人和风俗的合体，带着特定的民间民俗文化和现代历史经历……”，这得益于我坚持不懈地在凉州大地和历史中行走。如果说我的小说题材是茶，是非得用凉州这杯水泡不可。许多读者和评论家都惊讶于我的“麦子三部曲”（《麦婚》《麦女》《麦饭》）中奇异的习俗，《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中人物的辨识度，但对我来说，这绝非“农家乐”，也非“奇俗的标签”，更不是为了单一地展示某种习俗，也不是为了借俗还魂或简单的隐喻，而是借文学的形式为游离的传统文化找一个存身之地，竟而立起一个个“精神的肖像”。

    文化困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漠视或者无视。消失的有些东西，并非仅仅是文化符号的消亡。只有更好地继承，才会更好地发展。毕竟，文化是精神的灵魂，也是根性的标志。文学就是要唤醒或激活这些根性的东西，让其复活，产生更为有效的力量。尽管我做的还很不够，但我一直在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