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真

    傍晚，我喜欢去柳湖公园散步。

    最惬意的是晴天。那时，晚霞正好擦着西山畔斜射到水面上，霞光与水面交相辉映，整个水面忽闪忽闪的就像一面明镜子。阵阵风来，清新而潮乎乎的空气让人格外舒畅。有鸟群旋来，在粼粼波光里起舞弄影，和着三三两两嬉戏的野鸭，拨起层层的涟漪。水天一色，青蓝里泛着红晕。水的周围是百米宽的柳荫带，林间铺陈着金黄的米簪花以及好多叫不上名来的野花，难怪人们给水库起了个诗意的名字——柳湖。柳湖，不仅是全城人民生产生活用水的大型蓄水库，而且与祖厉河滨河大道、汉唐街、钟鼓楼园区、三山绿化等形成一条龙的景区，是人们茶余饭后、款待外地来客的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每次，当我在杨柳依依、两旁铺陈着鲜花的滨河大道上穿行时，心中会涌起无法形容的激动；每次，当我的目光与晚霞映照下熠熠泛光的水面相触时，眼眶就不由得潮湿起来。儿时十年九旱的故乡以及成年后虽进了城但生活用水依旧紧缺的状况，一幕幕像电影慢镜头似的在脑际浮现。

    那些年，每到暑假，只要天不下雨，一整天我们那些十岁左右的孩子，天蒙蒙亮就被大人们在出工前叫醒来，瞌睡打盹地去两里外的袁嘴河里守那苦涩的泉水。说是守泉水，其实相当于“游击战”；聪明的孩子常常乘着贪玩的伙伴去上河道或者下河道游玩，偷偷把人家占的泉水舀到自家的桶里，结果那些孩子不是相互打架，就是挨家长的巴掌。我是守泉孩子中最认真的一个。家里唯一的男孩哥哥又去当兵了，担水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瘦弱的二姐三姐身上。为了让姐们下工后尽快地担完水而多休息一会，每天我早早地就用马勺、水桶之类多抢占几个泉泉，待到姐们来担水时，我的泉泉里水又多又清。那些没孩子守泉的人家，常常是晚饭后去河湾排队等候，一边守泉一边睡着了，鸡叫时才挑两担回家，天蒙蒙亮时又去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更加辛苦。

    遇上特别的大旱年，公社会派专门的供水车免费给各个村子送水来，水是从靖远那儿的黄河里拉来的。当水车临近村子时，别说人了，那些牛啊羊啊雀儿的，都渴得等不及了，老远地呼唤着追着车跑。

    一到寒冬腊月，整个村庄的人们集结出发，敲开袁嘴河上面封冻的冰层，担子挑着、背篓背着，运回窖里，和着积雪，补给一个冬天的生活急需。半盆水供一家人洗脸。洗完脸的水舍不得倒掉，留着等澄清了时再洗衣服、擦桌椅、洒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总算进县城工作了。但婚后居住的张家巷家属院里没水窖，用水须用扁担去几百米外的水房里挑。那时候的会宁县城，从南关到北关口子，只有三个水房。每天要排长长的队等候，扁担来扁担去的，和乡下没什么两样。那些夫妻都上班的家庭，只有托付水房的管理员将水桶接满。待到他们下班后去挑时，往往是两桶浮满灰尘的脏水。遇上停水的日子，那是相当的无奈。每天的饭菜，无论你怎样烹调，都脱不掉那股涩味儿。洗出来的衣服，一不注意就会残留汗渍似的碱印儿；那时候人也很少洗澡。虽说那些家道比较殷实的人家和老户人家，院子里都挖了水窖，但他们照样用着未经过滤的水。

    在这个水资源短缺靠天吃饭的地方，几代人寻求和奋斗着，“母亲水窖”等措施解决了全县乡村生产生活用水紧缺状况。“引洮工程”一步步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北水南调愿望。自来水管道接进了农家小院，这是几辈人做梦也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