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强

    米沃什曾有诗句，曰“这多么重要，一个人必须领会自己的省份、日期和已逝人们的踪迹”。这一说可谓深契我心，我也甚为关注本土诗歌的写作。作为有“诗歌大省”美誉的甘肃，其诗歌通常被认为是走在正路上、大道上，这让人欣慰。但近来阅读本省70后、80后、90后三代青年诗人的诗作，有一些突出的老问题又一次展现在我的面前：

    一是何为甘肃？在行政区划分意义之外，它还可能是一种诗歌品种或者文化概念吗？另一个是青年，除了是一个越划越宽、越划越模糊的生理、年龄概念之外，它是否还是一种人生姿态、主体精神，乃至一种世界观、文化立场？还有代际问题，在“我”之前，在这里，历史是怎么开始的。甘肃新文学史上，还有哪些人写过诗歌、并且数量不少，而又为“我”所不熟悉。他们的诗歌与今天“我”的和“我”所熟悉的今天的诗歌样式及操作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能给我们一些跨代的启示吗？

    从写作实践看，在甘肃60后一代诗人那里，有强烈的西部、乡土标识的，似乎更容易被主流诗歌审美所赏识；而相对“先锋”的诗人，则先后离开了甘肃。70后一代，大都有自己所经营和依赖的乡土“根据地”。

    在甘肃，作为写作策略，拒绝或者丧失某种既定的类型化写作，似乎更难被主流诗歌圈所承认，这从较有声望的60后、70后诗歌写作中，大都带有某种地域标识而不难看出来。

    甘肃80后、90后诗人，在外地完成学业和诗歌启蒙的，相对“甘肃性”弱，而在本土完成诗歌最初写作的，总离不了“西部”色彩、乡土腔调。另外，70后、80后诗人被主流所接受的，诗歌的感情生发较为传统。与60后相比，70后写“有我之境”为多，接近“细言细语”派或“室内体诗歌”。

    60后在题材切换到“自然”（后来也有“人生”）则从容多了，而70后无论在全国还是在甘肃，都是焦虑的一代，不像60后两条诗歌路线泾渭分明。在回忆张书绅编辑“大学生诗苑”的文章中，有文章提及他提倡走“大学生诗派”道路，这在甘肃的诗歌生态中，也似有丰富其审美类型的用意在。从目前的态势看，80后、90后有出息的写作，越来越不再纠缠于外在的西部，而更在意“自白”和“抒情”。

    我断章取义摘录出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在今天的方言俗语中，轮到我来说说永恒的事物。”即是说“方言俗语”可以更具有个性地表达“永恒的事物”。在某些场合，可以说一些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时还没有定论的话，发生在甘肃的诗歌，则是普通话版的中国诗歌在甘肃。纵观甘肃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文学，似乎很少有作家能自觉地运用好甘肃方言，有之也仅是一种点缀或者变现为一种写作中的修辞策略，没有一位甘肃诗人将甘肃方言（背后当然有一种甘肃思维和甘肃诗学）的品质，提升到抒情诗的高度，土得掉渣的甘肃方言几乎是与本土诗歌写作无涉的。如此也就很难谈到地域性诗人对本土文化的提升与阐释、发扬了。更多的诗人虽然也写地域性、类型化的诗歌，但几乎是出于乡土本能。

    我把更具冲击力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而不是“乡愿”者身上。所谓“青年”，似乎不能框定于某一年龄段，甚至这个概念与年龄无涉，而我们都需要“不断地成长”才能成为一位理想的“青年”。生理上的年轻人，在写作中和在为人处世中，并不比60后一代更具“青年”性，倒是70后身上的“乡愿”性比60后普遍要浓一些，80后、90后比70后要更浓一些。

    一代有一代之问题，身在甘肃，不得不面对甘肃问题，这或许也是甘肃诗人之福，作为“青年”，我们还有很多诗歌的空白可以去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