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

    西部广阔的地理空间和相对落后的经济文化，深刻影响着大众的审美心理，塑造了观众对西部电影苍茫、僻远、粗犷、豪迈的精神认知。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西部正被赋予开放、发展和崛起的新含义。从近年来甘肃创作的电影作品来看，既呈现出朴素、刚毅、辽远、和合、美好的民族风貌和精神气质，也面临着如何深层次把握和表现民族精神的拷问。

    抛开地理坐标，仅从文化意义上来说，西部厚重的历史和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一直是电影创作的母题。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代甘肃电影人扎根陇原大地，辛勤耕耘，推出了一大批讴歌伟大时代、反映现实生活、弘扬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如《黄河飞渡》《红河激浪》《草原雄鹰》《祁连山的回声》《红流》《太平使命》《盗马贼》《天地英雄》《月圆凉州》等，显示了甘肃电影人不俗的实力。

    近年来，甘肃大力实施纪录片大省建设和西部影视剧工程，电影创作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题材开掘上，人文历史与现实题材并重。许多制作机构将镜头对准甘肃源远流长的丝路文化、伏羲文化、黄河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等，相继摄制了一大批人文、自然、历史和民俗类纪实影片，着力打造文化品牌、推广旅游资源、提升甘肃形象。同时，描绘民族风情、反映时代风貌、观照经济文化建设和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题材影片，如《云中的郎木寺》《华锐嘎布》《丢羊》《红盾先锋》《我和妈妈》等，也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影像表达上，纪实化的电影故事片与故事化的纪实电影并重。如以新闻纪录片形式创作的电影《耳蜗》，定位介于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的《甘南情歌》，真实还原年代风貌的《太阳河》等。此外，甘肃电影人还一直探索着纪实类影片的叙事方式，将纪录片制作手法与电影拍摄手法精妙结合，通过合理想象搬演历史成为一大亮点。

    电影美学上，返璞归真的白描与情景交融的写意并重。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审美心理的影响，无论是故事片中对生活环境、地域特色、风土人情的朴素白描，还是戏曲片中表现性艺术和再现性艺术的融合等，都营造出一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朴实自然、磅礴壮美的悠远意境，使得甘肃电影从视觉体验到精神内核都特色鲜明。

    民族文化滋养着电影创作，电影创作也观照着民族精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大会师》、数字电影《血样年华》讴歌革命先辈，抒发爱国主义情怀；《佐瑞姑娘》将藏族同胞的灾后重建与大自然的旖旎景色融于一体，彰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张晓为原型的《我和妈妈》，传播“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耳蜗》以全城寻找耳蜗的温情故事，彰显都市新风尚。总之，甘肃电影中对人物心理、情感纠葛、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深入刻画，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崇仁爱、重民本、尚和合、求大同的思想理念和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昭示了甘肃电影人的文化立场和家国情怀，感染和提升了观众的精神境界。

    当下，由于受投资规模和产业运营意识的制约，甘肃电影以中小成本的主旋律影片居多，商业性大片鲜见。反映到民族风貌的呈现上，乡土影像、少数民族影像居多，都市、情感、科幻、商业、生态、伦理方面涉猎较少，艺术视域亟待拓展；叙事过程容易流于粗线条勾勒，缺少对人物心理变化、成长过程和精神世界的细腻阐释；制作方面，重剧本、重演员、重摄像，置景、服装、特技、灯光、音乐等艺术手段参与叙事的技巧有待提升；受众方面，急需与当下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观影群体达成情感认同。

    要想打造甘肃电影的史诗品质，更好地呈现独具西部特色的民族风貌，还需要在还原民族心理状态、体现民族觉醒意识、留存民族文化精髓，加快民族传统与现代品格的融合等方面做出切实的探索和突破。

    一是加大与优秀制作团队和播出平台的合作，探索电影创作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加快西部影视资源产品转化的时度效。

    二是着力表现民族心理状态，增加作品的内涵和深度。从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来说，电影是强调写实的，虽然很多影片在摄制中都追求置景、道具、服饰、造型的历史再现和本真还原，但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真实，电影真正的魅力在于强烈的情感张力和引人共鸣的情感认同，只有真正体现民族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的镜头语言，才具有走心动人的艺术力量。

    三是加强乡土电影的现代化表达。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数字技术的全面普及，早已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印象，可以说，今天的乡村与都市的距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小，借构、重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影像，值得广大电影人去努力。

    四是加强少数民族影像的时代化表达。甘肃少数民族众多，民族发展史波澜壮阔，一直都是艺术创作的富矿。在电影表达方面，我们不能仅限于简单的记录和呈现，尤其要警惕在高度商业化的浪潮下，少数民族文化面临正在保护着、也正在流失着的现状，要以为历史存档的心态，着力挖掘民族文化的沉淀和精髓，表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