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野

    吴正中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说是老师，却没有给我教过正式的课程，但他是我大学里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也是对我的学业影响最大的老师。对吴先生我愿意永远执弟子礼。

    吴先生教授的是《医古文》，这是中医学院的一门基础课，也是入门学科。先生调到学校的时候，我们这门课已经学完，先生授课的是我们下一级学生。因为就在一栋教学楼里，先生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讲课，很快吸引了坐在另一个教室的我们，很多同学开始旁听先生的课，课后也常常去请教。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解，甚至所提出的问题早已讲清楚，他还在不问自答。

    作为教授《医古文》的老师，先生深知这门课程既是学中医的敲门砖，也是拦路虎。那个时候中医专业招收的都是理科学生，古文底子普遍比较薄弱，他就想先把自己的学生培养成“秀才”，为专业学习打好基础。先生利用暑假办了一个补习班，专门讲授王力的《古代汉语》。那是一个纯义务、分文不取的补习班，也是我们获益最大的补习班。我关于六书、训诂等古文的基本知识，就是那个时候获得的。

    义务地教了本校的学生，还想为不能得其亲炙的学中医的人尽义务，先生开始了一项极其浩繁的工程，对《医古文》的名篇进行注解翻译。每篇文章篇首有题解，句中有注释，段落有小结，篇末有译文、分析。注释采取的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的双行夹注的办法，原文占一行，相应的注解占两行，从音到意，字字有出处，字字有来历；分析更是从文理到医理，凡能涉及的知识无一不备。这样的书，一册在手，没有读不通的医古文。这项工程尽管艰巨，但以先生的学识和毅力，独坐书斋，短时间完成没有什么问题，先生却让所有愿意的年轻教师和学生都参与进来，几十个人围坐在会议室里，你一言、我一语讨论，有时候半天时间也敲不定一个字，效率很低。有些人坚持不住，中途退出了，先生一直在坚持，直到我们毕业两年以后，这本历时五六年、几届学生参与的书才出版。我毕业以后，虽然只从事了八年所学的专业工作，但发表过几十篇论文，也出版过书，做过一点学问；后来又几次改行，虽然供职的单位不同，但大都与文字有关，能够很快适应胜任，得益于先生的诲人不倦。我们年级后来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已经成为知名教授的几名同学，对吴先生也是感念不尽。

    先生不仅是学生做学问的师表，也是做人的楷模。师母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他们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先生收入菲薄，却甘于清贫。先生从不贪功倨傲，在他的书的前言后记中，总是不惜篇幅，不厌其详地感谢着每一个哪怕对他有过些微帮助的人，在我们跟随他学习、参与过的那本书里，他把参与的学生也作为编著者，一一具名。他对心浮气躁的年轻大学生总是说：“做学问就是要坐得住冷板凳呀！”在送给我的书的扉页上，先生总要认真地写上几句勉励的话。毕业以后，我没有专程看望过先生，只在2003年，先生来我所在的城市讲学，见过一面。如今先生已经84岁高龄，病魔缠身，行动不便，仍然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托人带来了他新出版的著作，扉页上抄写着马英九的家训：“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以及一副名联：“世上数百年老家，全在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诲人不倦的精神依然！

    吴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兰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又自学中医，后来在省新医药研究所工作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做中医的学问应该是得天独厚。先生又是极其勤奋严谨之人，在校园里每次遇到先生，看见他眼镜片后面的眼睛总是熬得通红，他永远都是一身布衣，手里永远都拎着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书，书里夹着写满字的纸条，那是他正在做的学问。但先生的学问做得很慢，他的《医古文》注译工作，原本计划得很宏大，出了两本就搁浅了；他采药、识药、辨药，积累多年，独有心得的《中药学》前不久才艰难出版；先生的杂文获过奖，他的散文《“当归之乡”话当归》，在那个年代也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他还有很多想做没有做的学问，很多想写没有写的文章，因为先生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学生。吴先生没有等身的著作，没有光环桂冠，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呕心沥血教出的学生。先生自称陇上布衣，他是学生心目中永远值得尊敬的布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