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君子饮酒，率真量情，文士儒雅，概有斯致。夫唯市井仆役，以逼为恭敬，以虐为慷慨，以大醉为欢乐，士人而效斯习，必无礼无义不读书者。”这是明代理学家陈龙正写下的话，意思是：劝酒不是文化，而是没文化。

至少从宋代起，劝酒恶习已普及。宋人黄光大称：“予尝观世欲会宾客，不以贵贱，未有不强人以酒者……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礼，实可耻也，实可丑也。”

君子喝酒只三杯

夏因末代帝王夏桀好饮而亡，可取而代之的商朝更好饮。考古可见，商代早期，酿酒便分化为独立作坊。商人已知麦子发芽时，淀粉会被糖化，可制啤酒。商人还发明了曲法，即用酵母菌发酵淀粉后，再放入米饭中制酒。曲法是中国独有的酿酒术，西方直到19世纪末，通过研究中国酒药，才学会这门技术，晚了三千年左右。

商朝君王多好酒，纣因此亡国，所以周朝对饮酒特别警惕。在《诗经》中，涉酒诗共56首，其中16首谈到酒德，核心是“人之齐圣，饮酒温克”，意思是酒后还能控制自己的人，和圣人差不多。

在《诗经·宾之初筵》中，对君子的饮酒量给出明确规定：“三爵不识，矧（音审，意为况且）敢多又？”意思是只喝三杯，一杯是献（礼仪），一杯是酬（酬通酧，酧酒即祭祀），一杯是酢（音作，客人用酒回敬主人）。

至少在战国时，女性可以和男人共饮。

据淳于髡回忆：“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州闾之会是民间聚会，并无后世那么多的禁忌。

汉代饮酒必须在白天进行，因法律“禁民夜作”，每到冬季，各城还要“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城门）蚤（早）闭晏（晚）开，以索奸人”。

汉代饮酒不吃菜，靠文化佐酒，分酒令、投壶、六博、歌舞四类：酒令从传统酒礼转化而来，到汉代已以娱乐为主，有联句（文人联手写诗）、赋诗、射覆（猜物游戏）；投壶是将箭投向方壶，入口、中耳得分不一，杂技动作得分更高，比如箭中耳弹回，用手接住，再投入壶口；六博是一种棋类游戏，有赌博性质；歌舞则不同阶层各有所爱。

汉代女性有财产权、爵位继承权，还有女子当户主的“女子户”，社会地位较高，汉代女子可与男人一起喝酒。四川彭州市出土的东汉《宴饮画像砖》上的图案，即三男一女同席共饮。

魏晋饮酒多行酒令

鉴于东汉末期世风颓废、饮酒无度，三国时，曹操、刘备、孙权都禁酒。曹操和孔融争辩说：“饮酒丧德，为正世风，所以要禁酒。”可曹操自己在诗中却写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人们意志消沉、借酒消愁。当时最重要的农书《齐民要术》中，收入8例制曲工艺、40余例酿酒工艺，占全书相当篇幅。

唐代饮酒渐普及，酒桌礼仪走向繁琐。唐初酒桌的上座、下座有明显区分，首座未坐，全桌都需站立。饮酒时，不可乱说话，从首座饮起，全桌轮流喝，即一巡。好在唐代酒局一般只有三巡。三巡过后，自由发挥，可以互相敬酒，也可以自己喝，但敬酒必须“歌以送酒”，可以是清唱，也可以找人伴奏。中唐以后，酒桌上的位置不再那么严格。

唐代饮酒也不吃菜，每巡完成，会安排游戏，可以投壶，可以行酒令，也可以歌舞。整体看，唐代人饮酒比较节制，组织上也比较严密，尊卑有序。但唐代劝酒的花样更多，许多大诗人也是劝酒高手。

宋代酒席的饮酒量多于唐代。唐代仅三巡，宋代称巡为行，民间酒宴“以酒十行为率”，宫廷酒宴也得九行。每一轮，上桌者都需把酒喝干，否则巡酒官会让现场奏乐，催他喝完。

元明清禁酒为何不成功

元明清三朝都曾厉行禁酒。

元世祖在1283年下令：“有私造（酒）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1290年，将处罚变成“犯者死”。可酒税是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每年达469.159万锭白银。且元朝高官嗜酒，一次宫廷宴会便需60人倒酒。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下令：“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糯米都不让种。名将胡大海之子触犯禁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军出征，直接杀了其子。可明代宫廷却有酒醋面局，是八大局之一。

清代康雍乾都下过禁酒令，乾隆为节约粮食、体恤农民，禁西北五省（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酿酒，名臣孙嘉淦上书反对，称高粱不便储存，农民靠酿酒补贴生活，禁令反让他们变穷。乾隆只好大幅度修改了禁令。

历代禁酒不成，因出发点是节约粮食、避免饥荒，从没想过如何提高百姓的精神生活质量，如何解决他们心灵的需要。元明清三朝商品经济发展，个体开始觉醒，急需政策、文化、法律等提升。可三朝都以遏制为主，人们看不到发展方向，只好醉生梦死，沉溺在享受中。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