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

    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几年，对糖充满了渴望，可那时在我们家，糖却不是可以随便就能买来吃的东西，那是无意义的消费。所以直到今天，当我看到糖，即使一点都不想吃它，仍然会两眼发直，心头洋溢着温暖和甜美。

    如果所有的甜味都可称之为糖的话，我人生中的第一种糖其实还不是糖果，而是米酒。母亲告诉我，我一岁半才断奶，她并没准备牛奶之类的东西，和我一起撇给奶奶的，只有一罐自酿的米酒，三四天里，我靠着那罐米酒和不要命的哭喊戒掉了母乳。

    后来，我吃上了一种坚硬如石头的琥珀色糖块，它来自远在北方的军人叔叔。那糖用同样坚硬的牛皮纸包着，外罩一个军绿色布袋，邮包是父亲从邮局扛回来的，重达二十多斤，径直放进奶奶的大柜子里。那柜子是奶奶的陪嫁之物，平时锁着，钥匙极长极古朴，是一根老玉米那么长的铁条，一端长出两个拇指大的弯钩。奶奶通常把它藏在床褥子底下，当家里人都出去了，她才一脸郑重地取出那把巨大的钥匙。

    我至今记得那柜子被打开的声音——陈年老木头的极度干燥之声。接下来的工程堪比采矿，叔叔从千里之外寄回来的孝敬之物，其硬度匪夷所思，令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糖。奶奶一手持凿子，一手执钉锤，不间断地敲打二十多下后，巨石般的糖块才吝啬地掉下几个指甲大的小块，奶奶把它们捡起来，慢慢地、矜持地送进嘴里，当然，跟奶奶如影随形的我也有份。长大成人后，我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得知，那种糖叫古巴糖。

    基本上，我们家只要有人外出归来，第一件要带的礼物就是糖，叔叔四年一次从外省回来探亲，带回的糖品种最多，也最高级，收集糖纸的爱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姐谈恋爱的时候，只要她的男朋友来我们家，总是喜欢掏出一张小钱来，让我去买本子买笔。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家不许小孩接受礼物，但学习用品除外。准姐夫给我钱的时候，总是不忘交代一句：多余的钱买糖吃，啊！于是我很听话地买了糖，并不吃，要抱回来给他看一眼后才开吃。

    偶尔我们也买糖，往往还不是一包，而是几包，放在母亲的衣柜深处。那多半放不了几天，很快就会被母亲装进一只写着“上海旅游”的人造革大包里，拎着去走亲戚。但有一次，一个孤独的锥形糖包在衣柜里放了很久，弟弟跑来告诉我：我知道从哪里拿出来，又不被他们发觉。他把糖包移到柜子边缘，细小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抠开一点底部的折叠缝隙，一颗裹着白色糖霜、被我们称为猫屎果子的糖就那样极不情愿地被他抠出来了，而糖包真的完好无损。猫屎果子是用面粉做的，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糖粉，除了甜，还有难以形容的香。我们很快就上了瘾，一伺家中无人，我给弟弟一个眼色，便窜进去，一颗一颗往外抠。事情终于在一个傍晚败露了，等我循声赶过去时，罪证就摆在桌上，那个圆锥形糖包丑陋地垮塌着，我没想到我们竟然抠出了那么多，弟弟低头站在桌边，忍受着母亲的怒吼，吼到高潮处，母亲一个巴掌甩过去，弟弟嘴角流出一道血蚯蚓，母亲显然吓坏了，自己先哭了起来，说她马上就要去外公家，准备好的贺寿礼缺了这一样，怎么拿得出手？我想冲过去，想抱住弟弟，想给他擦掉那条血蚯蚓，想说……结果我什么也没做，光是站在一旁瑟瑟发抖，不敢看弟弟，也不敢看母亲。

    这事过去了很多很多年，只要想起来，仍然觉得阵阵刺痛。那以后，我再没吃过猫屎果子，那以后，我视弟弟为人世间最亲最亲的亲人，然而，那又怎样，我依旧失去了他，在他还没有吃够糖的年纪……（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