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珍

    年，在童年的记忆里，总是与红红火火密不可分。红红火火的灯笼，红红火火的对联，红红火火的鞭炮，红红火火的烛台，红红火火的村子，还有红红火火的气氛。

    过年，最忙的是母亲，最快乐的是孩子。从过了小年开始，母亲就开始一锅又一锅地蒸馒头蒸年糕了。黢黑的大铁锅，白的耀眼的大馒头冒着腾腾的热气，母亲把红墨水倒在瓶盖里，用筷子头在每一个馒头上蘸上圆圆的红点。家里有几个木制的馒头模子，把柔软的面团放进去压平，再磕到面板上，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刚出锅的一条条鱼馒头，一朵朵荷花馒头，还有桃子馒头，肥胖着甜香着年的味道，很是让我痴迷。

    最后一个年集，父亲往往牵了我的手走

    在热闹的集市上。人来人往的集市上，乡亲们的脸色都是喜庆而红火的，粗糙的手里提着大块的猪肉，或者用独轮车推着一个大豆腐。还有一捆捆的地瓜粉条，一张张色彩缤纷的年画，一个个五颜六色的灯笼。除了这些，父亲还会买上几挂鞭炮，几张大红纸，三对海绵做的蝴蝶花……

    最后一个年集赶完，父亲也忙起来了。左邻右舍或者把裁好的对联纸拿给父亲，或者干脆交给父亲一两张没有裁剪的大红纸，任由父亲操心计算。父亲一家家计算着大门和小门的数量，计算着马车和水缸的数量，谁家的孩子当兵了，谁家的孩子读大学了……军属的大门上就写“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爱读书的家庭就写“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老红军爷爷不识字，父亲就把“福星高照全家福，春光耀辉满堂春。”和“赤胆忠心为祖国，赴汤蹈火干革命。”大声念给他听，乐得他合不拢嘴，瘦瘦的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抖个不停。

    父亲忙着写对联，我们就忙着晾对联，火炕上和粮食袋子上，里屋和外屋都晾满了写好的对联，满屋里红红火火的，一屋子的墨香。对联写完了，我和哥哥就开始往土坯墙上贴报纸年画。贴墙的报纸是父亲好不容易淘来的，我和哥哥已经读了好几遍。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会被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片段迷住，坐在炕上沉心品读起来，一张报纸半天都糊不上墙。我们把最喜欢的文章贴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方便自己阅读。报纸贴完了，满屋里亮堂堂的，我们再把崭新的年画贴上去，年画上的大鲤鱼红艳艳的，一对对荷花也是红艳艳的，奶奶和母亲对着红艳艳的年画笑着，聚拢起来的皱纹里都红艳艳的。

    年三十的晚上，天还没有黑透，村子里的红灯笼就亮起来了，风摇烛火一闪一闪的，满天的星光也一闪一闪的。母亲把擦得铮亮的红色烛台一左一右摆在炕边，大红的蜡烛点起来，奶奶、父亲和母亲在红红火火的烛光里包着饺子，我们挤在温暖的火炕上，穿上新衣服新鞋子，戴上翩然欲飞的蝴蝶花，你看我我看你，傻傻地乐呵着。等到新年的鞭炮此起彼伏地炸响，我们已经睡得东倒西歪。而大红的蜡烛是要点一夜的，耀着红红火火的新年，耀着我们的幸福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