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我偶然在云南大理州的一个小县城发现了这个理发店，因为它样子过于老旧，就走进去。

我并不想理发，我很多年没有进过理发店了，但到了里面，某种遗忘已久的经验忽然复苏，令我激动，我当场决定在那把老式理发椅上躺下来，刮一个光头。

这种理发店在二十年前是十分普遍的，给我理发的师傅姓李，他说，这种理发店在本地只剩下他这一家了。以前都是这种，现在大部分都改成香港那种了，烫头、有大镜子的那种。

老李和妻子以及一个合伙人三个人经营的这个理发店，每个月租金两千元。没有招牌，在巍山县城的城门楼附近，除了知道的人，外来人不会发现这是一家理发店。理发店里光线很暗，刚好适应的是老李他们三个人的眼睛。镜子的周围已经发黄，照出来的人，边缘是模糊的，像是旧时代的肖像。店里只有一把老式的、靠背可以放倒的理发椅，枕头的皮垫已经坏了，用一段木头代替，这把椅子是老李专用。洗头在最里面，一个小门进去，里面是一个小天井，一把椅子，一个黑乎乎的洗脸架，旁边支着一个炉子，烧的是蜂窝煤，上面有一把大茶壶。老李倒了些热水在脸盆里，用手指试试水温，又用瓢，在旁边的瓦缸里舀了些冷水掺进去。然后用一块毛巾从我的衣领边边塞进去，开始给我洗头，当温热的水流顺着我的头皮淌下来的时候，某种经验在我的记忆里复苏了。

太遥远了，我甚至看见旁边站着正在撸鼻涕的表哥。我立即对老李产生了信任和安全感。后来，老李有些女性化的柔软的手指在我头上飞舞起来，在我头上抹着什么，他的手像是一只苍老的蝴蝶。

1998年9月29日，在云南大理，理发师老李的刮刀之下，我重新成了一个旧时代的顾客，享受着那种老派的、亲切、温暖、不讲究卫生的服务。我发现，对我来说，理发的实用性已经不存在，这个过程就像一个行为艺术的现场那样令我激动，它有着所谓艺术的一切特征，对经验的陌生化的复苏，独一无二、经典式的、然而来自往日非常普遍的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的话语方式，古典气质的视觉效果，整个理发店色调由于时间的打磨，深浅不一的发黄使它看上去就像一幅油画。那种慢条斯理，那种边理发边与旁人闲聊的功夫，那种对待顾客头部的亲切、熟悉客气，都是大师级的。理发店像一幅作品一样打动我。而且这幅作品是有过程、气味、触觉、空气、色彩和声音的。犹如一个穿越时间的隧道，我被身临其境地带回了那些往日的时光，一本小说、一幅画、一首诗都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老李并不知道他的服务早已超值，时间已经把他的理发店塑造成作品。艺术其实是一个比艺术家们所自以为是的更为丰富的范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世间一切皆诗。李的理发店体现的是日常生活的诗意，理发馆曾经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庸的部分，但正是它最不易觉察的朴素组成了我们生活的普遍的诗意。当它普遍存在的时候，我们的美学并不尊重它，我们常常向往宏大的事物，只有当它成为世间罕见之物，我们才突然发现，其实那些宏大的事物与具体的日复一日的人生毫不相干。老李一辈子都干理发这行。他媳妇也是由于嫁了他，跟着他学会了理发。

理发店是五十年代合作化的时候开的，老李1964年来这个理发店工作，拿的是计件工资，四六开，收入一元，他得四角。当时理个头一角、一角三分、一角五分，后来两角、两角五、三角、四角、五角慢慢涨上来，现在理一个光头是一块五。修发加吹风是两块。现在理发，是各干各的，各收各的钱，老李和他媳妇也是一样，房租三个人平摊。“我们不消上税，挣的钱太少，只够自己用，国家不要我们上”，老李说。

头刮干净了，老李拿过另一只瓶子，上面写着六味地黄片的，用指头从里面抠出一小坨白色的东西，抹在我头上，我立即闻出来，是雪花膏，还是童年时代的那种味道。现在，老李的理发店的主顾基本上都是熟人，街坊。来了就坐下，也不消说什么，也不消问要剃什么发型，老李清楚他们的头，就像清楚自己手掌上的纹路。老李的店离最近的村庄只有一公里路，所以，到他店里理发的农民最多。“赶街”（北方称赶集）天理发要排队，几乎都是农民。这里便宜、老式，我们不去那些新式理发店，贵，理得怪，不习惯，农民说。但说这话的是中年农民，他儿子的头可不来这里修理，他儿子要去理五块一个的那种，还想学着昆明人，把前额的一绺头发，染成黄的。

（摘自《人间笔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