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向明

对陇南先秦文化的描述，我们分文明时代以前（史前时期）和文明时代以来（即从夏商到战国时期）的文化展开。以往类似的著述对这两个时期，即先秦时代的陇南文化描述，多采用传说资料和传世文献。传说资料随着时间的演进往往会走样、失真，而文献资料关于先秦时代的记载无非是文字化了的传说而已。创新性考察先秦时代神话传说之于陇南文化，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再吸收不少考古新发现，就会形成一个有异于以往的认识层面。据此通观陇南历史文化的先秦时代，有四个神话传说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

伏羲生于仇池山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传说生于仇夷山（即今仇池山），属于三说之一。闻一多《伏羲考》是最具代表性的神话学研究著作，也是对中华民族根本神话的研究杰作。该著作首先廓清了“兄妹配偶”是伏羲、女娲神话传说的最基本表现，然后由出土文物之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交像入手，直指蛇躯即龙身，更进一步探讨伏羲女娲相交与文献之二龙传说：交龙、腾蛇、两头蛇有着二龙神特征诸问题。但闻一多先生《伏羲考》没有探讨伏羲的生地问题，应该说是一个缺憾。

比较而言，曹桂岑《伏羲考》从史料学的角度对伏羲的很多方面展开了研究，尤其对伏羲生地探索较详。他指出：“太皞帝伏羲氏的生地有三说：即成纪说、雷泽说、仇夷山说。《帝王世纪》：‘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成纪在今甘肃省秦安县，今属天水市。《水经注》：‘成纪水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帝太吴伏羲所生处也。’今天水市北卦台山和市内西街有伏羲庙。旧历正月十六日伏羲诞辰有传统的祭祀活动，朝拜人祖。‘雷泽’的地望，亦有两说。一说雷泽在今濮阳、菏泽间的大成阳，一说雷泽在山西永济南，我以菏泽说为是。伏羲生仇夷山。《太平御览》引《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仇池山，在今甘肃西和县南部，属西秦岭山区，为古羌戎住地。”此伏羲生地三说，显然对“雷泽说”申述较详，个中原因在此不必深究，但至少将伏羲生于仇夷山列为其中之一，还是很公允的。

《遁甲开山图》早佚，伏羲生于仇夷山，系《太平御览》卷八七所引《遁甲开山图》。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认为：“《遁甲开山图》，即《荣氏遁甲开山图》，此书早佚，不知何代人所作，估计大概也是汉代的纬书之一。”目前所见《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为最早可靠来源，被列入子部的五行类，作“《遁甲开山图》三卷，荣氏撰”，观其辑存的关于三皇、伏羲、女娲等条目，实在也可算是古代的历史书，是将一些虚构的神人填充了原始社会最早时期的空白。袁先生认为，《遁甲开山图》这样写伏羲、女娲，是以假想和虚拟，把荒古时代的景象，作了神话色彩的描述。其所载“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牺生处”，在神话传说的角度看是能站住脚的，但如果作为历史资料，不仅虚妄而且也很可能晚出，可靠性是大可存疑的，所以司马迁也是可能考虑到三皇时代神话的缥缈无考，故《史记》“本纪”从五帝开始，略去三皇。

就伏羲生仇夷山，罗泌所据、也是唯一出处即北宋初期《太平御览》卷八七所引《遁甲开山图》。从汉晋至唐宋，用神话性质的资料来填补远古历史的空白，是道家书者和一些神仙观念史学家的常用手法。三国时代吴国人徐整《三五历》已开端倪，唐代司马贞《补三皇本纪》继其后，而集此工作之大成者，乃是南宋罗泌所作的《路史》。司马贞荟萃了唐以前种种关于伏羲的资料，对伏羲的描述较为全面，唐后很多文献都引用这一说，所以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大。罗泌儿子罗苹作注《路史》说：“《遁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伏羲之生处，地舆彭池、成纪，皆西土，知雷泽之说妄也。今秦治成纪县，本秦之小山谷名。《开山图》云，伏羲生成起，徙治陈仓。《舆地广记》以成纪为伏羲生处，起纪本通用，诗有纪有堂，作有起。”（《路史》文瑞楼藏本“太昊纪”）表明罗苹对伏羲生成纪并未持否定和排斥态度，但对伏羲生于雷泽之说不予认同，认为妄言。他把《开山图》中的仇夷山明确为南宋仇池（今属陇南西和县），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赵逵夫先生说：“伏羲是生于仇池山的（见《路史》，《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遁甲开山图》）”。我们从神话学的角度看，罗苹的注大致还其本来面貌，其间多有僻籍佚文不见于今世者，也为今人提供了考察、采撷神话材料的方便。从伏羲、女娲开始到夏少康中兴，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母系制氏族公社建立到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社会初步形成阶段。罗泌将史前的这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作了神话性质的推想，取材宏博，构思奇伟，恰恰暗合了原始社会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即便是经过整理的神话传说也堪足为“史影”，更是一大贡献。

罗泌《路史》伏羲生仇夷山之说，其后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言及陇蜀神话就指出“《路史》云：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孕十有二岁而降神生于仇夷，长于成起。”“《遁甲开山图注》云：仇夷山四面绝立，与彭池、成纪皆西土，是伏羲生处。仇夷即仇池，成起即成纪，二字通用。”虽然他不单单引证《路史》，对《帝王世纪》《补三皇本纪》也做了吸收，但主要观点还是坚持《路史》之说。清人王士桢等人甚至认为“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牺生处。（《御览》七八引）”涉时最早，最堪可靠。

从考古学的资料对比看，伏羲的考古时代应与裴李岗文化（距今7000-9000年）的年代相当。裴李岗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体文化，它以鼎为主要炊器，历仰韶文化，东部沿海则发展为大汶口文化（距今4600-6300年），至距今4600年时全部统一进入龙山文化。伏羲氏的族群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继续前进，直至跨入文明的门槛。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距今4800—8000年）出土实物对此也是有力的证明。在汉、晋以来记载伏羲生地的材料中也都集中指向了陇右成纪和仇夷。可见，伏羲与陇东南的关系最为密切。不可否认，伏羲生于仇夷的材料仅见于《太平御览》所列，较为单薄，但从神话传说的角度看，伏羲生地多处，孰是？无须辨其真伪。因为是传说，伏羲即一个时代的代表，原非一人，古人承认伏羲是祖先，古人言其出生之地，都有可能。

刑天葬首常羊山

刑天，别称形天、邢天，中国神话传说《刑天舞干戚》中一位无头天神，也是一位神话巨人。据《山海经》卷二《海外西经》记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海外西”，指人文意义上的西海，即西戎民族聚居区。《海外西经》，指《山海经》中记载西戎各民族的专门章节。这则神话，强烈地反映了古代人们对暴力统治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它一直影响着后世人们对强权的反抗，如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就极称颂这种精神：“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刑天葬首常羊山的神话传说，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路史·后纪》记载：“炎帝乃命刑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以荐厘来，是曰《下谋》。”说明炎帝（神农氏）统治的时候，刑天是他的属臣。炎帝教授人民种植庄稼，获得了丰收，就命令刑天制作了音乐《扶犁》和歌曲《丰年》。那时候炎帝治下看来是升平富足的，刑天则是掌管文教的一个很有艺术细胞的文臣。但是阪泉之战黄帝（轩辕氏）打败了炎帝，夺去了掌管天下的权力。炎帝的臣子们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了两种选择，一种与祝融、后土一样安于现状，属于绥靖派，另一种则是举起旗帜和黄帝对抗，相当于反抗派。反抗派中，蚩尤首当其冲，刑天则继起其后。刑天是不死英雄，我国古代最早的战神。在原始神话本来的情节中，他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所包含的历史意蕴更为丰富。

刑天葬首常羊山后，身体“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拒不投降，天帝（黄帝）是怎么处理他的呢？赵逵夫先生考证认为：“帝令人断其右足，然而形天仍然不放下武器，不倒下身躯，不愿停止反抗。天帝对他毫无办法，才又令“贰负”与“危”两个天神，将他捆缚在疏属山的山顶大树上，并反缚其两手，直至变为“窫窳之尸”（“形天之尸”）。”部落的征战与斗争是残酷的，但刑天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特别有个性和艺术审美的一个形象。从《山海经》的记载，可以读到很多刑天的信息：第一、刑天的力量应当是非常可观的；第二、决战的地点常羊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第三、这是炎黄两个部落最后的决战，胜败在此一举，但刑天以悲剧收场；第四、黄帝知道刑天的战斗力非常可怕，颇为忌惮，就劈开常羊山，把他的头埋在了山体里面。总之，为炎帝和黄帝交战的天神都非常悲壮。但在众天神之中，刑天是最彻底和最不甘心的一个。刑天神话细节的被还原，从中外文化史的角度证明了，刑天舞干戚，特别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们形象不死，时常给一切受压迫、受奴役的人以期待、鼓励和提醒。这两个神话分别产生于东、西方两个文明古国——中国和希腊，但比较而言刑天神话产生时间更早，更加源远流长，值得思考之处也更多。

刑天葬首的常羊山，在陇南。赵逵夫先生通过细致的文献考察得出结论：“常羊山即今甘肃省西和县的仇池山，形天是氐人的祖先（氐人发祥于仇池）。”仇池山是陇南文化名山，典籍方志记载甚多，有绵延280余年的“仇池五国”。氐人所谓三眼神崇拜、白马神崇拜、二郎神崇拜实即“形天”（雕题）遗俗的反映。因此，中国的三目神（三眼神）起自雕题（形天）风俗，本是氐族神的特征，追溯起来，源于中华文明源头的原始氏族公社末期。氐人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氐方”。随着历史的发展，进入中原的氐人迅速融于商、周、秦人中，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而居于甘陕川交界处的氐人，则相对稳定地居于原地。秦汉以后这一带的氐人记载逐渐明晰起来。因为刑天是氐人之祖，故后代尊之为“大行伯”。所谓“形天”，乃是他族人对雕题人（氐先民）祖先的称呼；而“大行伯”则是氐人自己对祖先的尊称。

神话是原始先民的意识综合体，它既是历史传说，也是艺术创作，是生活理想和朴素哲学思考的表现。刑天葬首常羊山的神话故事，朦胧地反映了炎黄争战的远古史事，这个神话传说也是我国史前史上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刑天是父系氏族社会开始时期炎黄时代的人物，他的事迹最初主要在本氏族内用来化育族类、激发氏族成员的内聚力和战斗意志，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最终演变为一位中国历史上不死的英雄，人们借他来表现对自由的美好愿望和为正义而斗争的献身精神。

大禹嶓冢导漾

大禹治水是华夏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事件，据《禹贡》记载“嶓冢导漾”原生地在陇南。《尚书·禹贡》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人于海。”对于《尚书》，汉马融解释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唐孔颖达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方史料集，保存了上古部落活动的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是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删定，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伯益是嬴秦的先祖和缔造者，是大禹治水的得力助手和《山海图》（即后来的《山海图经》《山海经》）的初撰者。在那个刻符时代（出现文字以前），他以符图形式留下了远古神话的具体内容，《禹贡》成书深受其影响。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顾颉刚认为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之手；此外还有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虽然其托名为大禹所作，实应该是战国后的作品。“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所指“导漾”之人，当然就是大禹和追随者伯益等。从史料可知，汉晋时期人们对大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认识有三：一是蟠冢山在汉阳郡西县，系西汉水的发源地，大禹所导者为西汉水，流域全在今陇南；二是漾水（养水）出氐道（西汉置，属陇西部治今甘肃临洮，为十三氐道之一，治所在今甘肃礼县西北）东流为汉水（西汉水）；三是汉晋时期人们地理认识中的蟠冢山不在汉中，而在今甘肃天水、陇南。所以，“嶓冢导漾”原生地在今陇南是确定的。

就《禹贡》所载考察，其中写到许多甘肃地名，不乏陇南之地。如河流就有黄河、黑水、弱水、泾水、渭水、漾水、汉水、猪野、讷水等，而山脉则有合黎、西倾、鸟鼠、积石、蟠冢、三危等六座山。关于大禹治水的载录，如“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讷”；“原隰底积，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导蟠冢至于荆山”；“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人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人于南海，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蟠冢导漾，东流为汉”；“导渭于鸟鼠同穴”，以及广袤的戈壁沙漠“流沙”等等，基本都是语焉不详。因为这些特定的河、山，是大禹治水时疏导的对象，随着时空不停运转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将大禹治水限定于中原地区，显然是有局限的，何况《禹贡》中还出现了昔日属于化外的河山名称，“嶓冢导漾”即为一例。如何认识大禹治水的陇南范围，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深入探讨。

秦先祖在西戎保西垂

关于秦人先祖的发祥地，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结论是“西垂”，主要依据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本纪》载：“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

据此可知，中潏、蜚廉、恶来祖孙三人都为商朝保西垂，后来周武王伐纣先杀了恶来，因其武力过人。《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指出：“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轹天下，威戮无罪，崇尚勇力，不顾义理，是以桀纣以灭，殷夏以衰。”可见恶来不仅膂力过人，因而有滥用武力的情形，甚至到了不通情理的地步。在春秋时人看来，商纣灭亡和恶来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其父飞廉事纣和周初被杀，还需要弄清。《史记·秦本纪》云：“是时（武王伐纣之时）蜚廉为纣守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按此，飞廉并不是被杀。可是《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蜚廉于海隅而戮之。”显然飞廉又是武王灭纣后伐商奄三年，追杀在“海隅”。孰是孰非，一时难以辨明。恶来之后，从女防（商奄之民）开始到非子被封秦亭，世代做了什么，也不甚了了。

近年的出土文献，给我们提供了秦先祖保西垂的新线索和不同层面的证据。《清华简·系年》第三章载，武王去世后的“三监之乱”，因飞廉参与其中最后被周成王追剿，杀于商盖（奄）。基本契合了《孟子·滕文公下》的有关飞廉被杀的记载，但细节上有出入，如地点在商盖而非海隅，杀飞廉之人系周成王（周公旦辅佐）而非周武王。值得注意的是，飞廉、恶来后辈的去向，《清华简·系年》给予十分明确的记述：为防止飞廉后裔作乱，周王朝把他们西迁到了“邾吾”。对照《史记·秦本纪》，周初自女防开始被作为惩罚，迁徙到了西垂之地邾吾，其后世旁皋、太几、大骆到非子自然也在那里，作用是抵御西戎扰袭，作为秦的先人世代为周保卫西部边疆。其后世有“大骆”其族居犬丘，大骆之子“非子居犬丘”。非子之后裔秦仲，西周宣王时为“大夫”，“死于戎”。秦仲之子“庄公”，周宣王命其征伐西戎，有功，“为西垂大夫”“居故西犬丘”。子“襄公”因护驾周平王东迁有功，封爵为诸侯，“居西垂”，卒后“葬西垂”。其子文公继位，“居西垂宫”，卒后“葬西垂”。

比较而言，我们认为《系年》的记载，贴近历史事实。一是通过记述周初的重要政治事件，把女防至非子的秦人历史勾画得较为清晰，这是传世文献所不完备的；二是从恶来被武王诛杀早死、飞廉被成王（周公旦佐政）诛灭，到后代罪迁邾吾（朱圉），累世为周作西卫，《系年》的说法逻辑顺序是严密的，无懈可击。这段文字还把秦人守周西垂、与西戎斗争的历史提前到了周成王即位之初（前1044），比周宣王登基（前828）秦仲为大夫、诛西戎提前了200多年。他们就是西周《询簋》和《师酉簋》铭文所称“秦夷”和“戍秦人”，颠覆了我们过去形成的秦仲时开始秦人为周守西陲、与西戎斗争的传统认识。

古文献所称“伏羌”“上邽”“大潭”诸县所言皆有朱圉山，是北、东、南三个方位对它不同角度观察的称谓和记载。有如此之多的朱圉山，也就不难解释了。这一情况，也为上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方志文献还有朱圉山“秦之先人”远溯至伯益随大禹治水的记述，《巩昌府志》载：“朱圉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大禹导水经之。”南向至天水三阳川一带还留有“导流山”的传说，有风都庙敬奉祭祀风神飞廉，应源自于秦人对祖先伯益辅佐大禹治水到西周初飞廉被杀的族群集体记忆。李学勤先生称《系年》“填补历史的空白”，特别是“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系年》证明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原来是在东方，在周成王时西迁到“朱圄”，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至礼县一带。李学勤慨叹说：“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朱圉山向南延伸就在西垂境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礼县大堡子山秦先祖墓葬群的发现，就证明了这一点。

“西垂”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从今天的实际地域观察，有两个所指：第一是古地区名，即是殷周时期对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地域的泛称，如上文中的“保西垂”“西垂大夫”等；第二是古邑名，具体地方确指如“居西垂宫”“葬西垂”等。至于“犬丘”“西犬丘”其实都是“西犬丘”，其地望当为秦后的西县，故址当在西汉水上游，汉唐以来，历代地理志书均持此说。但是，在具体的考古发现证明以前，依然是历史的谜团。

总之，自汉以来的典籍，诸如班固《汉书·地理志》、郦道元《水经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都对秦先祖在商晚周初在西戎、保西垂（今陇南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予以认可，而考古发现证明了“商奄遗民”正是秦人的先祖。秦先祖来到陇原大地后的第一落脚点，就是朱圉（西垂）一带。这些秦人先祖，以戴罪之身，肩负周王室抵御西戎的使命，以西垂为根据地，筚路蓝缕，不断开拓，历经十数代，方才扩展了地域，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西犬丘”“西垂宫”等邑落殿堂，也才留下了礼县大堡子山秦人先祖陵墓、秦城遗址。检阅历史，秦人先祖戍守朱圉，抵御西戎经营西垂的历史，是一段时空跨度漫长的极为惨烈的历史。自公元前十二世纪“商奄遗民”谪守朱圉伊始，历经五百余年与戎人腥风血雨的争斗，期间胜败更迭，直至秦武公十年（前688）灭邽、冀戎，设立县制，以及后来秦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西垂这一片戎人地域才基本纳入了秦人统辖范围，求得长期稳定。对于早期秦人来说，成功经营西垂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是经过与戎人漫长岁月的争斗，铸就了彪悍尚武、逆境求生、志大进取的族群风尚；二是掌控西垂，弭患后顾，放手东进，经营关中，渐次进入强盛期，从而肇启后世扫灭六合，实现建立强秦帝国的宏伟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