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我小时即对桐庐向往，因为看过影印的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知道那里有个严子陵钓台。还听过一个饶有情趣的故事：严子陵和汉光武帝同榻，把脚丫子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弄得观察天文的太史大惊失色，次日奏道：“昨天晚上客星犯帝座……”因此，友人约作桐庐小游，便欣然同意。

桐庐确实很美，吴均《与宋元思书》是古今写景名作：“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并非虚语。严子陵是余姚人，为什么会跑到桐庐来钓鱼？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里的风景好。蔡襄说：“清风敦薄俗，岂是爱林泉？”。恐怕“敦薄俗”是客观效果，“爱林泉”是主观愿望。

中国叫钓鱼台的地方很多。钓鱼为什么要有个台？据我的经验，钓鱼无一定去处，随便哪里一蹲即可，最多带一个马扎子坐坐，没见过坐在台上钓鱼的。“钓鱼台”大半是假的。严子陵钓台在富春江边山上，山有东西两台，西台是谢翱恸哭天祥处；东台即严子陵钓台。严子陵怎么会到山顶去钓鱼呢？那得多长的钓竿，多长的钓丝？袁宏道诗：“路深六七寻，山高四五寻，纵有百尺钩，岂能到潭底？”诗有哲理，也很幽默。唐人崔儒《严先生钓台记》就提出，“吕尚父不应饵鱼，任公子未必钓鳖。世人名之耳。钓台之名，亦犹是乎？”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死乞白赖地说这里根本不是严子陵钓台，或者死乞白赖地考证严子陵到底在哪里垂钓，这两种人都是“傻帽”。

对严子陵这个人到底该怎么看？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钓鱼人，一个是姜太公，一个是严子陵。王世贞《钓台赋》说“渭水钓利，桐江钓名”，这说得有点刻薄。不过严子陵确是有争议的人物。

他的事迹很简单。《后汉书》有传，大略谓：“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令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是光……”《后汉书》未说明这是什么季节，但后来写诗的大部认为这是夏天。盛暑披裘，是因为没有钱，换不下季来？还是“心静自然凉”不怕热？无从猜测。于是，“乃备安车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北军。”他是住在警备部队营房里的。刘秀派了司徒侯霸去看他，希望他晚上进宫去和刘秀说说话。严光不答，只口授一封给刘秀的信，只两句：“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说“狂奴故态也”，于是，当天就亲自去看他。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就在他的卧所，摸摸严光的肚子，说：“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严光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眼睛看了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于是叹息而去。过两天，又带严子陵进宫叙旧，这回倒是聊了很长时间，聊困了，“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确实到了忘形的地步，君臣之间如此，很不容易。

刘秀封了严子陵一个官，谏议大夫，他不受，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

刘秀有《与严子陵书》，不知是哪一年写的，文章实在写得好：“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所敢望。”汉人文章多短峭而情致宛然。光武此书，亦足以名世。

对于严子陵，有不以为然的。说得直截了当的是元代的贡师泰：“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室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说得很清楚，都像你们反穿皮袄当隐士，这个国家谁来管呢？刘基的诗前两句比较委婉：“伯夷请节太公功，出处行藏岂必同？”后两句即讽刺得很深刻：“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刘伯温是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他当然不赞成严子陵的做法。

对严子陵颂扬的诗文甚多，不具引。最有名的是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有两篇有名的“记”，一篇是《岳阳楼记》，一篇便是《严先生祠堂记》。此记最后的四句歌尤为千载传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是政治家，功业甚著。他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很入世的。为什么又这样称颂严子陵这样出世的隐士呢？想了一下，觉得这是范仲淹衡量读书人的两种尺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这两面常常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立功与隐逸，或者各偏于一面，也无不可。范仲淹认为严子陵的风度可以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我想，即到今天，这对人的精神还是有作用的。

（摘自《汪曾祺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