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黎树科
“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这样记载道。作为西夏辅郡的西凉府（今武威），凭借独特的战略区位与通达的交通条件，成为西夏西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地位仅次于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在西夏立国近二百多年的兴衰历程中，西凉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汉、党项、吐蕃、回鹘等多民族交流融合、共同书写悠久灿烂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地。
谋定凉州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党项是古羌人的一支，史籍中常被称为党项羌。早期党项羌与吐谷浑等民族融合杂居，在青藏高原东部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随着吐蕃崛起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党项诸部经过两次大规模迁徙，先后被安置在银州（今陕西米脂）、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公元884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国公，赐姓李，领银、夏、绥、宥、静等五州，治夏州（今属陕西靖边）。从此，内迁党项族与汉族杂居融合，加快了其封建化的进程，走上了地方割据的道路。五代时期先后依附于中原梁、唐、晋、汉、周各朝，成为一方藩镇。
公元982年，臣附于宋的夏州政权上层因承袭发生内讧，定难军节度使留后李继捧被迫携族人入汴京，此举遭到族弟李继迁坚决反对，他率家族亲信乘机逃至夏州东北“善水草，便畜牧”的地斤泽（今内蒙古巴彦淖尔），起兵抗宋自立。李继迁多方联络部属，统一党项羌诸部，袭破银州，并借宋、辽激战时机，采取联辽抗宋策略，向辽称臣请婚，以辽为援，率部屡次打败宋军。宋真宗继位后，李继迁主动遣使请降，被授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番使等，收复了夏州政权“故土”。公元1002年，李继迁“大集蕃部”攻取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升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州政权都城，成为向西扩展的战略基地。
公元1003年，李继迁遣使送铁箭给河西吐蕃六谷部大首领潘罗支，向其结好遭到拒绝后，采用声东击西之计，调开北宋军队，趁凉州防守懈怠之机攻入西凉府，杀知府丁惟清，并改西凉府为凉州。宋朔方节度使、吐蕃六谷大首领潘罗支见势，派人诈降。李继迁不听张浦劝告，陷入潘罗支集结的六谷诸豪及者龙族数万人埋伏，中流矢在逃往灵州途中身亡，西凉府得而复失。
李继迁卒后，其子李德明即位后遵父遗嘱，积极“西击吐蕃、回鹘”，集中力量西进河西走廊，谋取西凉。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李德明策反投附吐蕃者龙族的党项部落迷般嘱和日逋吉罗丹二族反戈，杀潘罗支于帐下并胁服者龙六族。
公元1008年3月，李德明派万子等四军主，悉其族兵，进攻西凉府，因见吐蕃六谷部强盛，转攻甘州回鹘时中伏大败。公元1011年9月，李德明派军校苏守信（凉州人）袭击凉州大族样丹，被六谷大首领厮铎督打败。公元1015年，李德明派兵打败六谷吐蕃，攻占西凉府，派苏守信以“兵七千余，马五千匹”戍守，夏州政权正式占据西凉地区，阻绝回鹘贡路，并与甘州回鹘不断争战。公元1016年11月，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趁苏守信死后其子罗麻自领府事部众不服之机，遣兵攻破凉州，凉州遂被甘州回鹘所占。
凉州被回鹘占领后，李德明以掠夺甘州贡使作为报复，“常谋恢复”凉州。公元1028年5月，德明派其子元昊率大军攻破甘州，使凉州处于夏州军队包围之中。公元1032年9月，李德明复遣元昊率兵攻打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至此，经过李继迁三代经营，党项夏州政权终得凉州，形成了“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的局面，使其有了稳固的后方基地与宋辽相抗衡，为西夏立国和统一河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战略重心
李元昊占据甘、凉二州后，河西走廊肃州、瓜州、沙州以及河湟地区失去了屏障。公元1030年，回鹘瓜州王曹贤顺主动“以千骑降于夏”。公元1036年，李元昊举兵河西，攻占瓜州、沙州、肃州，尽有河西之地，拓疆数千里。
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大夏，又称白高大夏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因其地处宋朝西部，史称“西夏”。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先后与宋、辽、金形成鼎足之势。
作为河西根本、秦陇襟要的凉州是西夏西部战略重心。西夏立国后，升凉州为西凉府并定为辅郡，其地位仅次于都城兴庆府。西凉府也是西夏西部最高军政机构——西路经略司的驻地。
在元昊称帝后不久，“遣潘七布、昌里马乞点兵集蓬子山，自诣西凉府祀神。”此后，惠宗秉常、梁太后御驾亲征大败北宋、吐蕃联军，并临御西凉府瞻礼；公元1092年，皇家寺院凉州护国寺及感通塔因地震受损，梁太后和崇宗乾顺诏命赐资修缮。竣工后，庆寺总管中书正梁行者乜携京师要员一行前往凉州举行了盛大的水陆法会，立碑赞庆，是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
在西夏仁宗统治时期，齐王李彦忠（嵬名彦忠）因才干为国相任得敬所忌，遭流言构陷，贬守凉州，在当地颇有政绩。其子李遵顼以“廷试进士，唱名第一”考中进士，高中状元。后以政变登基，成为西夏王朝的第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皇帝。公元1217年，成吉思汗亲率兵围攻中兴府，夏神宗遵顼远遁西凉府。西夏多位皇帝出巡凉州，足见西夏时期西凉府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此外，从出土的西夏汉文残页“西路乐府”中可能得知，西夏在凉州曾设“路”一级政区。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公元1226年，“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这表明西夏西凉府曾辖搠罗、河罗等县。
经济都会
自汉代起，河西地区就以“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成为历代王朝“隔绝羌胡”，经略西域的大后方。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上“通货羌胡”“不绝于途”的大通道。地处河西走廊东端门户的凉州，以“其地接四郡境，控三边冲要”的重要战略位置，成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的丝绸之路交通枢纽和屏蔽中原、经略西域的重要战略基地。
西夏占据凉州后，“以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的富庶，“故能以其物力扰关中，大为宋患”，先后与宋、辽、金长期相抗衡。在西夏立国的二百多年里，西夏辅郡西凉府依托其宜耕宜牧、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便捷的交通条件、繁荣的商业经济、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为西夏提供军需、民用物资，成为西夏社会经济的大后方、西部地区的经济都会。
畜牧业是西夏经济的重要支柱，设有专门的群牧司、马院等机构来管理畜牧业。西夏特别重视马的牧养。牧养的马匹成为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主要物品，其中著名的“党项马”就产于畜牧业发达的河西地区。西凉府因“善水草、益畜牧”成为西夏重要的牧区。
与此同时，西夏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设立“农田司”管理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在河西地区兴修水利，广泛推广牛耕、铁犁等先进耕作技术。
在西夏时期，西凉府地处河西走廊入口，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的商贸中心，商业活动极其繁荣。西凉府也是西夏与宋、金榷场贸易的重要市场，从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献记载来看，西夏在西凉府设南边转运司（南边榷场使司），设“榷场使兼拘榷西凉府签判”等官职，专门负责军需物资转运和对外贸易，而贸易交换的马、牛、羊、驼等畜产品，主要产地就集中于此。此外，发现大量宋、金货币在西夏境内流通，也说明了西夏与宋、金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在武威地区西夏窖藏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了大量西夏铸造并流通的货币。
西凉府制瓷业较为兴盛。武威塔儿湾等地出土的白釉缠枝番莲纹罐、六系白釉天鹅纹瓮、黑釉剔刻缠枝番莲纹罐、黑釉剔刻牡丹纹罐以及剔刻瓷扁壶、高足碗盘等西夏瓷器，器形多样、装饰技法纯熟、色彩丰富、形象生动，具有党项民族风格，又有武威地方特色，反映出西夏时期武威地区高超的制瓷工艺和发达的手工制瓷业，成为中国瓷器中的艺术珍品。
酿酒是党项羌人传统的生产活动。早在内迁前就“求大麦于他界，醖以为酒”。酿酒业也是西凉府地区传统产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武威塔儿湾遗址出土的众多不同釉色和装饰的西夏瓶、壶、瓮等瓷器，既可以盛水，又可以盛酒。此外，从安西榆林窟第3窟《酿酒图》壁画，说明西夏时期河西及西凉府已有烧酒（蒸馏酒）的生产。
西夏在继承传统皮毛加工技艺的同时，积极吸取中原地区纺织技术，所生产的罗、绫、锦等丝绸织品享誉世界。武威亥母洞、塔儿湾等遗址出土的唐卡、粗布鞋、细布鞋、绣花鞋、双色团花蓝绸、白花绿绸、五彩绢印佛像及陶、石纺轮、打纬木刀、毡片等，均反映出西夏时期纺织印染业已有相当高的水平。
文化多元
西夏在积极吸收唐宋中原传统文化的同时，融汇回鹘、吐蕃、蒙古等各民族文化成果，并融入本民族独特风格，兼收并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文字、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方面，西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反映出西夏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从文献记载和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物来看，西夏辅郡西凉府曾是西夏西部的文化中心。
西夏建国之前，李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创制了西夏文字。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将其“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设“蕃学院”，置“蕃学”，教授西夏文，培养翻译人才，在境内全面推进西夏文字。从武威及国内外发现的西夏文献、文物来看，西夏文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普遍运用。
公元1804年，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武威人张澍在武威大云寺偶然发现汉、西夏文合璧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即西夏碑。张澍根据碑文中的“天祐民安”年号，断定此碑为西夏所立。这一发现使消失已久的西夏文字重现于世。
西夏碑集西夏文和汉文对照，其“汉夏合璧”的特点，成为解读西夏历史文化的“活字典”。自张澍首次发现以来，英国、法国、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对碑文做了系统整理、译释，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拉开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序幕。武威因此也成为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发端之地。
西夏统一河西后，积极吸纳河西儒学积淀，使得河西儒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西凉府文教兴盛，儒风蔚然。西夏不仅继承了中原的庙学制度，还在河西地区加以创新推广。西夏时期儒学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了一批名儒大家。西夏仁宗时期的蕃汉教授斡道冲，译《论语注》，作《论语小义》《周易卜筮断》。任国相时辅佐仁宗稳定政局。死后仁宗图画其像，从祀于学宫，并使郡县遵行，成为西夏儒学一代宗师。其子斡扎箦，亦掌其国史，曾镇守西凉府。凉州人权鼎雄，西夏天庆年间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西夏神宗时任左枢密使，负责全国军事机密与边防事务，成为西夏军政核心人物。曾奉诏出使金国，与金国接伴官据理力争礼仪问题，“金人服其论正”。后任西夏吏部尚书时坚持原则，以正直品行著称，官民都“无敢干以私者”。西夏末年凉州籍进士高智耀在蒙古灭西夏后，建议西凉王阔端免除全国儒生徭役，这一举措对提高元代儒士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建议“置御史台以纠隶官常”被忽必烈采纳，后被授予翰林院学士。《西夏书事校证》记载：“西夏子弟多贤俊，国亡后，元主访求河西遗逸，至形之诏谕，良有以也。”这些河西儒士入元后，为促进元代儒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夏社会吸收中原、吐蕃、回鹘以及辽金等佛教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包容兼收的西夏佛教文化。武威境内的天梯山石窟、亥母洞石窟、石佛崖石窟等，都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西夏时期开凿或重修妆銮的佛窟、造像、壁画及其他佛教艺术和佛教文化遗迹、遗物。特别是在天梯山石窟还发现了西夏文题记，西夏重修时所绘的壁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