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苏家英

推开郑炳林教授办公室门的刹那，满室的书卷气息扑面而来。他的书桌嵌在几列高及屋顶的书架之间，桌面上，摊开几本书。

“我是1976年12月入的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告诉记者，那年自己还在陕西黄陵农村的拖拉机站当驾驶员，因“干活没问题”，被公社党委吸纳为党员。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会和千里之外的敦煌绑在一起。

入党50年，从教45年，郑炳林教授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对党忠诚融入敦煌学研究、史学人才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全过程，推动兰州大学敦煌学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用卓越的学术成就，为党员使命写下生动注解。

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郑炳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现场接受表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刺激了我们那一代学人。”

20世纪80年代，有外国学者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就读的郑炳林。

1982年毕业前夕，老师找他谈话，问是否愿意留校搞敦煌学。“留，当然留！”郑炳林回答得斩钉截铁，“我满怀报国志，誓以学术守敦煌。”

可一腔热血，撞上的却是冰冷现实。彼时，敦煌学材料碎片化现象严重，难成体系，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刚刚起步，并不被看好。团队鼎盛时有14人，可有人觉得敦煌学“没前途”，接连调走。最后只剩三四个人苦苦支撑。

“学校的藏书规模直接决定学术高度，资料建设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郑炳林一头扎进了图书购置工作当中。学校派他到北京买书，充实资料中心。他揣着钱天天泡在书店里精挑细选，半年下来买回1万多册，把两个房间塞得满满当当。此后，出差买书雷打不动，为了省邮费，许多书是他背回兰州的。“行李箱都不知道用坏了几个。”郑炳林笑着说。

这1万多册书，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的发展奠定资料基础。经过多年持续购置，如今的资料中心藏书已达13万册。

“学科要立住，必须拿下博士点。”郑炳林回忆道，1993年是他参与的第一次申报，15名评议专家只投了一票赞成；1995年第二次申报，再度落选。那天，大雪纷飞，郑炳林一个人在黄河边走了一整天，从城关区走到西固区，再折返回来。

“我一低头，这辈子就输了，就永远是输家了。”郑炳林选择坚持。1998年，终于，全国首个敦煌学博士点落地兰大。此后，兰州大学敦煌学稳步向前、渐成高地。“只要有一批扎根于这个学科的人，这个学科肯定就能发展起来。”郑炳林说。

“学生强了，敦煌学才能强。”

平台建起来了，人才培养成了郑炳林最上心的事。

他培养人才的办法很“实在”——把学生研究课题和国家级重大项目紧紧绑在一起。2007年启动的《敦煌通史》编撰工程，就是他“在项目中磨人才”的典型案例。这部历时十五年完成的巨著，被拆分为两汉、北朝、隋唐、吐蕃、张氏归义军、曹氏归义军、西夏元明清等多个部分，分配给不同博士生作为毕业论文方向。《敦煌通史》这部著作，最终获得第十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十几名师生组成编撰团队，边做边学、边学边出成果。读博期间加入团队的杜海，已成长为兰大敦煌学研究所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他用“蜕变”二字形容那段经历：“学术眼界和研究方法，都上了一个大台阶。”

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的“严”是出了名的。他立下规矩，博士生论文实行多轮匿名送审，外加一票否决。只要有一位专家质疑，论文就推迟答辩，改完再送回同一批专家手里过。可严归严，对学生的事，郑炳林又比谁都上心。他常去学生自习区转悠，看看大家的学习状态，再鼓励鼓励、交流交流。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记得，刚读研时，郑老师对她说：“人不怕慢，就怕停下来。每天至少写五百到八百字，坚持下去。”这句话，她从做学生记到了当导师，又讲给了自己的学生听。

年轻人容易迷茫，郑炳林不光叮嘱做学问的方法，还常跟大家讲格局：“学术的高度，取决于家国情怀的厚度。青年学者做研究，必须心怀责任，把个人选题融入党和国家文化建设、文明传承的大事业中去，学术之路才能走得更长远，更有价值。”

“不能只站在敦煌看敦煌，要站在世界看敦煌。”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座谈会上，郑炳林汇报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的研究进展。这是他第二次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十年前，习近平同志到兰州大学调研，曾叮嘱郑炳林“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

“我们必须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回应总书记的嘱托。”郑炳林说。

怎么“做强做大”，郑炳林的思路很明确，“不能只站在敦煌看敦煌，要站在世界看敦煌”。

他提出“东进西出”，使得敦煌学向东进入中原，向西进入中亚地区。“‘东进’，我们可以依托中原墓志、史料，解读敦煌世祖与中原王朝的往来；‘西出’，我们可以把居延汉简、和田文文献、龟兹文文献、梵文文献等胡语文献纳入敦煌学研究范围。”

为此，他提前布局，先后引进研究蒙古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藏文等专家。这些专家不仅做研究，还为兰大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语言课程。“对这批专家，不能只限于做研究，还得让他们培养出人才。”郑炳林认为，这样才能为学科的长远发展做好铺垫。

在郑炳林看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历史早已翻篇，现在是“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他说：“我们要更加包容、更加开放，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开展平等互鉴的全球学术合作，共同把敦煌学推向新的高度。”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他：“50年党龄，投身敦煌学研究40余载，您最深切的感悟是什么？”郑炳林想了想，缓缓说道：“当年入党时，公社书记对我的评价是能吃苦、肯实干；如今学校领导对我的评价依旧是脚踏实地、执行力强。支撑我几十年扎根西北、深耕敦煌学的，从来都是党员矢志不渝的使命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