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建新

竹子是我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简称“西影厂”）时的老伙计。认识竹子，大概是在1984年，那时候他戴副眼镜，几分斯文，几分青涩，话不多，眼神里却透着一种对创作的热情和执拗。

当时我和竹子都在西影厂文学部工作。后来我改行做了导演，开始跟胶片“较劲”，他则一直待在文学部写剧本，也写小说。

在简陋的“创作楼”或是招待所里，一群怀揣“电影梦”的青年人，经常泡在一起，谈电影，谈创作，谈人生百态，话语滚烫，意气风发。

我们认识不久，他便和颜学恕合作，将短篇小说《鸡窝洼的人家》改编成电影《野山》。为写好剧本，他俩在陕西省镇安县待了三个多月。农村的家长里短、男男女女那点心思被他写得活灵活现，没有刻意煽情，全是生活原味，用乡土底色，道尽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命运与抉择。那时候我就知道，他看似文弱，其实心里装着高原与山川。《野山》一问世，便以粗粝鲜活的镜头语言惊艳影坛，斩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创作，是思想解放浪潮下的艺术突围期，既带着挣脱桎梏的锐气，又兼具艺术表达的突破和时代叙事的厚重，是中国电影史上极具分量的“黄金十年”，也是西影厂最有活力的十年。作为西部电影重镇，西影厂佳作频出，获奖无数。那段日子，大概是我们这代西影人永远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时光。

竹子在担任《西部电影》主编期间，曾经推出不少优秀的电影剧本，为西部电影的崛起也算是出了力。后来，他又主编了一套《西影丛书》，吴天明、张子良、张子恩，还有我，人手一册。他不嫌麻烦潜心编纂，把我的《黑炮事件》《错位》《轮回》三部电影完成台本、导演阐述，悉心整理成册，于是便有了《黄建新作品集》。我嘴上笑他瞎折腾，背地里却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指尖摸着那些被他逐字核对、精心编排的页面，心里暖得发烫。之后，有刊物想采访我，我让去找竹子。他倒比我上心，连夜挑灯写了篇《黄建新素描》。读那篇文章时，我竟有些恍惚，原来在朋友的眼里，我是这般模样。这份心，这份情，我记一辈子。

竹子生性朴拙，从不张扬，活得通透，也活得豁达。经历过电影圈的起起落落，见过梦想花开，也尝过碰壁的滋味，但他从来没耷拉过脑袋。更难得的是他那副热心肠，朋友的事就是他的事，只要能做到的，他从不回绝，向来尽心尽力。

再后来他当了专业编剧，电影、电视剧一部接一部。迄今为止，他已经写了30多部电影，从《川岛芳子》里的乱世谍影，到《一梦十七年》里的儿女情长，再到《狼牙关》里的大漠孤关、将士戍边，从《十步追踪》里的爱恨情仇、人性博弈，到《手铐》里的情法较量、父子羁绊，以及《喊魂》里的人性挣扎、灵魂救赎……他就像个变戏法的，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个剧本要捣鼓什么。有人说编剧是幕后英雄，但竹子压根不在乎这些。他的身份换了一箩筐，从编导到编剧，再到大学教授、副校长，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电影学院院长……挪了好几个窝，但人还是老样子，聊起电影两眼放光，说起创作唾沫横飞。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写剧本跟种庄稼一个理，糊弄土地，土地就给你长杂草；糊弄剧本，观众就给你翻白眼。”

再后来，我去了北京，他也离开了西影厂。我们各忙各的，见面次数少了，但每次凑到一块，只要一扯到电影，聊到西影厂，聊到年轻时的那些事，他立刻就能找回当年那股热乎劲儿。

如今，竹子要出版他的电影剧本集，我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这部剧本集，是他半生心血的凝结，是他笔下的西部风云，是一代西影编剧的坚守与赤诚。翻开书页，能感受黄土坡的风，能听见江湖人的笑，能触到普通人的温暖，也能品到乱世里的坚守。每一个故事，都带着他独有的味道——有关中汉子的豪爽，有文人雅士的细腻，有烟火气，更有人情味，也藏着那个年代电影人的赤诚与热爱。

竹子这辈子，活得敞亮，写得尽兴，从一个青涩小伙子，成为陕西电影圈的一个“老炮儿”，作品一部部搬上银幕。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还好有他这支笔，能把那些藏在光影里的遗憾，都补得明明白白。（本文系《竹子电影剧本集》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