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晓喆

《凉州词》作为中国古代边塞诗的经典载体，诞生于丝绸之路东段核心枢纽凉州（今武威及周边地区）。以《凉州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其歌词意象、情感表达，处处可见多民族和睦共处的真实图景，清晰勾勒出各民族往来互动、文化互鉴、命运与共的发展脉络，既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历史根基。

《凉州词》中的“交往”，核心是各民族在凉州地区的双向流动与共生共处，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固有界限。一方面，中原民族向西北迁徙，深刻影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戍边将士、文人墨客、商旅群体涌入凉州，带来中原农耕技术与礼仪文化。如王建《凉州行》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皆描绘胡人在延续游牧特质的同时，吸纳中原纺织技艺与服饰文化，既保留毡裘传统，又身着丝绸锦衣，还以蚕丝织帛制作营帐旌旗，形成“你中有我”的交往格局。另一方面，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往来，亦重塑汉人生活。如张籍《凉州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生动展现西域商队穿越沙漠、运送丝绸至安西的场景，印证了中原与西域贸易的频繁；而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中的葡萄、夜光杯、琵琶，均为从西域传入中原的物产与文化符号，《凉州词》对这些元素的吸纳，本质上是多民族双向交往的真实记录，若无各民族的往来互动，便无诗中多元共生的生活图景。

《凉州词》中的“交流”，体现为多民族文化的双向互鉴，既蕴含中原文化对西北民族的滋养，更有西北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学的丰富。文化符号的交融尤为显著，如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将中原文学中的惜别意象“杨柳”、边塞地标“玉门关”与西北民族的乐器“羌笛”融合，赋予其思乡情结，实现“胡乐入汉诗”的文化对话；温子升《凉州乐歌》“路出玉门关，城接龙城坂。但事弦歌乐，谁道山川远。”“玉门关”作为中原通西域的要道，串联起凉州与西域的交通，而“弦歌乐”的盛行，暗示中原礼乐与西域乐舞在此交融，弱化了地域隔阂，凸显民族间的文化共鸣。语言交流上，汉语与胡语相互渗透，如张籍《横吹曲辞·陇头》“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记录吐蕃骑兵入凉州后，边地汉人迁往胡地，身着毡裘、习得胡语的场景。生活交流上，“汉代礼仪”与“胡食入汉”并存。如元稹《西凉伎》“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以中原农耕象征的桑柘与西域特色的葡萄酒同框，再现汉胡饮食、生产文化的交融。各领域的交流互鉴，推动饮食、服饰、礼仪文化的多元互补，彰显中华民族文化“双向赋能”的特质。

《凉州词》中的“交融”，是交往、交流的深化，各民族打破文化界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进而凝聚共同的民族情感与身份认同。文化意象的交融最为直观，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源自西域的琵琶被胡人熟练弹奏，加之凉州城汉胡各占半数的人口规模，直观呈现西域音乐与中原市井生活的深度融合。情感共鸣的交融更显深刻，《凉州词》鲜有民族对立叙事，多是各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边疆安宁的期盼。如李颀《古从军行》“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既写战争残酷，也暗含各民族对和平共处的共同期盼；薛逢《凉州词》“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凉州”中，“蕃兵”（指吐蕃占领地起义士兵）与汉将张议潮并肩收复凉州，展现出汉人同吐蕃等民族为守护家园协同作战的图景，凸显边疆各民族的命运联结。文化基因的交融则奠定根基，如孟浩然《凉州词》“浑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胡地迢迢三万里，那堪马上送明君。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坐看今夜关山月，思杀边城游侠儿”，诗中紫檀、琵琶、羌笛胡笳、关山月、游侠儿共同塑造出独特的“凉州边塞文化”，这并非单一民族的创造，而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塑造的成果。《凉州词》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其形成与传播，让各民族在文化共生中渐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朴素认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筑牢文化根基。

作者为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系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2025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课题编号：2025—SJZH—1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