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凉州通史》的编纂出版，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凉州文化工程项目。该书旨在探究两千年来凉州的历史地位，梳理凉州的历史脉络。本版约请《凉州通史》部分分册作者，深度解读凉州历史变迁和凉州文化内涵，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让读者能够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凉州在历史长河中的灿烂辉煌，感受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韵味。
武威郡的汉风遗韵
郑炳林 司豪强
《凉州通史·西汉卷》分为九章，围绕西汉时期武威郡的政区、人口、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交通等问题展开多个层面的探讨。本书通过对传世史籍以及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河西出土汉简资料的深入挖掘，详细考证了秦至汉初的武威历史、西汉对武威的早期经营、西汉经武威郡对匈奴与西羌的经营、王莽改革对武威郡的影响、新莽经营西域中的武威郡等一系列具体历史问题，从而使得西汉（含新莽）武威郡的历史系统全面地呈现于世。
武威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以及设置郡县、地域得名皆始于西汉。西汉时期的武威作为汉武帝开拓的新地，在经历移民屯田的草创阶段后，逐步完成了构筑边塞、修建道路、设立驿置、置郡设县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工程，为该地区之后两千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世曾设置“凉州”“西凉府”等政区，这些政区名称时至今日仍为武威之别称，同时武威之名历经两千余年仍在使用，可见西汉武威郡的设置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西汉时期武威郡的政区范围大致包括今武威市及兰州市、白银市部分地区，下辖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擐、媪围、仓松、宣威十县，其行政区域以黄河为东界，较之今天的管辖区域更大。武威及其所属的河西地区，在秦至汉初属于月氏人生活地区，后匈奴冒顿单于取代月氏在河西霸权，将之纳入匈奴右部管辖范围。汉武帝时，霍去病两次进攻河西匈奴，迫使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降汉，自此河西之地空无匈奴。西汉起初欲招引乌孙返回河西定居，共同对抗匈奴，但最终未能成功，便对河西进行直接统治，开展军队屯田、移民实边、边塞建设、设置郡县等一系列活动，成功将武威等河西四郡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西汉开拓和经营河西地区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切断匈奴右臂、联通西域诸国。武威郡地处河西东端，是西汉经营河西、西域的中继站和桥头堡。与此同时，该郡又北邻匈奴，南接西羌，西经张掖、酒泉、敦煌可通西域。在这种地缘格局下，武威郡需要重点防御北面匈奴的军事力量，但其在西汉经营河西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有限，主要起到辅助、支援的作用。
事实上，武威郡在西汉经营匈奴、西域、西羌三方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自长安出发的南、北两条驿道交会于武威郡，后合为一路向西连接张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西域诸政权，以至于汉魏的雍州刺史张既称赞“武威当诸郡路道喉辖之要”。这种区位优势使得武威郡得以在姑臧建起区域性大库，用以储存中央政府调配而来的兵器。姑臧库、姑臧别库大量的库存兵器不仅能够满足武威郡当地驻军所需，还可向外供应张掖郡居延、肩水地区以及敦煌郡、酒泉郡。姑臧的库存兵器及当地所设置的修缮兵器场所成为西汉河西边塞军事防御和向外经略的重要保障。再者，武威郡在北面设置北部都尉防御匈奴，而南面又与张掖、酒泉等河西诸郡构建起防御西羌的南山防线，足见武威郡在西汉经营匈奴、西羌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西汉时期的武威郡除了向河西其他地区输送兵器外，还会输送人力资源。武威郡当道诸县驿置还会为河西边塞接纳流民、戍卒提供便利，使大量人口经武威郡进入河西诸郡。此举不仅有助于充实河西地区的人口，同时还间接促进了整个河西地区的农业、商业、文教、科技的发展，而武威郡正是中原文化、科技向西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当地也凭借这种优越的区位条件发展自身经济，到东汉初年，武威郡治所在的姑臧县已经成为“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富邑。
新莽时期，武威郡曾短暂更名张掖郡，当地地名、职官多有更名。由于措施失当，新莽逐步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权。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发兵西域，力图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后因焉耆诈降导致莽军遇挫。之后新莽政府派遣包括武威在内的河西四郡精兵组成援军发兵西域，最终亦未能挽回颓势。新莽丢失西域致使西北疆域被迫收缩至敦煌郡，进而导致河西四郡周边局势进一步崩坏。新莽末年，中原各地掀起反莽浪潮，天水隗嚣趁势起事，自新莽手中夺取了包括武威在内的河陇九郡控制权。之后新莽覆灭，更始政权入主长安，召隗嚣入朝，随之将自身势力扩展至河西地区。更始政权昙花一现，旋即为赤眉势力所灭，于是武威等河西五郡结成军政联盟，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与此同时，窦融一党的实权派人物梁统出任武威太守，标志着武威郡权力实现了和平交接。至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武威等河西五郡在窦融率领下归附东汉。
总的来看，西汉时期的武威郡，在相关史籍中鲜有记载，成为河西诸郡中存在感较弱之郡。但武威郡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西汉的河西经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多个领域显露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可以说西汉对武威地区的开拓、置郡及发展举措，不仅正式将该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更为其后世的长远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基础。
（《凉州通史·西汉卷》，郑炳林、司豪强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隋及唐前期的凉州历史图景
吴炯炯 张晓
《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是一部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隋至唐前期凉州历史的著作。全书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墓志、考古发现与图像资料，全面展现了这一时期凉州在政治、军事、民族、社会、文化及宗教等方面的历史图景，揭示了其作为丝绸之路咽喉、多民族交融前沿和中原王朝西北战略支点的独特地位与复杂变迁。全书分为八章，全面而深入地探讨隋及唐前期凉州的历史演变。各章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一部系统、扎实的区域通史。
第一章聚焦于凉州的行政区划沿革与军事职能。隋代继承北周旧制，设凉州总管府，至炀帝时改州为郡，是为武威郡。入唐后，凉州先后为总管府、都督府，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后更成为河西节度使治所，开启了节度使制度的先河。这一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治理制度的调整，更凸显了凉州军事地位的日益增强。书中详细考证了凉州辖县的建置变迁，展现了唐代在西北构建的严密边防体系。
民族关系与边疆经略是本书的重点之一。第二章以大量篇幅详尽论述了隋唐两朝对吐谷浑的经略。隋文帝时期采取抚剿并用的策略，至炀帝时发动大规模西征，设立西海、河源等四郡，一度将吐谷浑故地纳入直接管辖。唐初，吐谷浑时叛时附，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派遣李靖、侯君集等平定吐谷浑，扶立慕容顺为可汗，将其纳入藩属体系。
第三章将视角转向唐与吐蕃在河西的长期角逐。凉州作为双方争夺的前沿，经历了从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拉锯战到玄宗时期的激烈冲突，直至“安史之乱”后河陇地区渐次陷入吐蕃统治的历程。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本书增添了鲜活的实物证据。第四章专章介绍了武威地区出土的吐谷浑王族墓群，特别是慕容智墓的重大发现。通过对墓志铭文、精美丝织品、壁画、器物等的分析，不仅复原了吐谷浑王族归唐后的世系、封爵、婚姻与文化面貌，也深刻揭示了其葬俗中所体现的鲜卑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粟特人在凉州的活动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活跃景象的缩影。第五章深入探讨了凉州粟特诸姓的郡望书写、他们在唐代河陇政局中作为“番兵番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安史之乱”前后其政治动向的复杂性。
家族史研究是洞察地域社会结构的窗口。第六章以隋唐时期的武威段氏家族为个案，细致剖析了该家族在不同时期墓志与姓纂中的历史书写。段氏家族“望称武威，族源鲜卑”的表述，正是北朝隋唐时期众多家族在民族融合背景下构建郡望、重塑身份的典型例证。家族成员“以官为家”的迁徙流转，也反映了当时精英阶层的生活轨迹与国家职官体系的互动。
宗教与文化的发展是凉州历史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七章系统辑考了唐代凉州的佛寺祠庙，阐述了凉州在佛教传播史上的枢纽地位。同时，对天梯山石窟在隋唐时期的续建与艺术成就进行了介绍，展现了佛教艺术的本土化历程。
第八章通过“唐诗中的凉州”这一主题，深入探讨并解读其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意象。唐代诗人在以“凉州词”为题的诗歌里，用优美的语言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边塞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军旅生活的艰辛与豪迈、胡乐歌舞的美妙动人，以及异域风情的神秘与迷人。这些诗歌在深层次上塑造了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想象。凉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而这一点通过唐诗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总而言之，《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立足于扎实的史料基础与多元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幅立体、动态的凉州历史画卷。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区域的断代史，更是观察隋唐帝国边疆治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的绝佳视角。
（《凉州通史·隋及唐前期卷》，吴炯炯、张晓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凉州变迁与武威崛起
魏迎春 陈晶晶
西汉后期，凉州刺史部的治所并不在武威，而是在河陇之间的天水陇、冀地区。东汉时期，并未正式形成以武威为中心的凉州区域范畴，故对东汉广义凉州历史的研究和对武威历史的研究有十分大的区别，而我们的研究重点实际上是后者。
武威在东汉虽未成为凉州的中心，但到顺帝时武威太守兼任护羌校尉进行对羌战事和安置，再到献帝时武威郡设雍州的新制，使武威在东汉一百多年里，军事与外交地位逐渐上升，战略地位迅速凸显，为魏晋时期成为凉州政治中心打下了基础。对于东汉武威及凉州相关社会历史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对于两汉时凉州刺史部中心与治所问题的探讨。结合汉史与简牍文献研究，大抵可以总结西汉末至东汉初凉州刺史（牧）治所的脉络：即武帝元封初置十三部刺史，凉州为其一，彼时除交趾刺史部外，其他诸部刺史“无常治所”。到了宣帝中前期，凉州刺史在部内当已有治所，但据悬泉汉简所载，其治所曾在“武威以西”的敦煌，且不固定。元成之际，根据《悬泉里程简》所载，凉州刺史治所或许曾置于张掖、武威之间某地，接近张掖属国。哀平期间，刺史治所当在天水周遭。
其次是对东汉初凉州分治局面的形成与武威因素的分析。自更始帝更始元年（公元23年）至更始三年（公元25年）隗嚣等势力占领与分治凉州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在更始元年七月隗嚣起兵天水，并联结凉州诸郡势力，于年末迅速控制了凉州刺史部的全部势力。第二，更始二年初，凉州刺史部分为以天水郡为中心的河陇诸郡、“自治”程度较高的河西诸郡，以及卢芳势力染指的安定郡三部分。第三，更始三年秋冬更始政权败亡，隗嚣归天水而治河陇之间；窦融此时逐步形成了联盟性质的河西割据势力；卢芳对安定郡的控制已形成分裂。建武元年后，河西诸郡势力通过窦融主导重新洗牌，最终将梁统这一重要势力安置于河西东部的武威郡。武威郡向东连接安定，经高平道直通关中，作为其保境河西的东部屏障。
再次是对东汉前期七十余年武威治理的内容和模式变化的研究，即对光、明、章、和四帝的“治世”时代中武威的治理实践进行探讨。新莽末至建武初，梁统治下的武威作为河陇向河西过渡的重心区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儒法相济治理模式。建武中期任延担任武威太守，他大力发挥武威的对外交流、防御能力，以及文化教育基础。明、章时期对西域与匈奴进入扩展性状态，尤其是从建武末年到章、和时期，北匈奴屡次请求和亲，主要的交流途径和互市基地皆在武威郡。同时在窦宪等对北匈奴的大规模征伐中，武威的军事地位逐渐凸显。
第四是对东汉中晚期武威军事地位的提升与凉州新中心地位确立。章、和以后，武威成为领导对羌作战、安置东迁诸羌的重要基地。在黄巾之乱与凉州之叛爆发前后，武威郡与黄河成为阻止东西羌扩展与联结的屏障。到了献帝中平元年至建安之初，曹操等主导的东汉朝廷基于“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的背景，为强化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分凉州河西四郡置雍州，治所姑臧，这是对凉州势力的分割处置，实现了武威首次成为凉州地带的中心。
最后是对于东汉武威郡相关县、城位置的研究。其一，以往对姑臧古城位置的判定，基本存在武威老城与三骡锁阳城两大主要观点，通过研究可知，匈奴所筑盖臧城与西汉所建姑臧县城，皆在锁阳城，姑臧县城中心从旧西城转移至今武威城内，很有可能已晚至前凉张氏时期。其二，《续汉书·郡国志》与雷台汉墓所见之武威“左骑千人”极有可能与黄初时凉州左城为同一城，即后者为前者的简称。其三，汉晋显美县城当在永昌水源镇北的沙城古城，《悬泉里程简》所载仓松、鸾鸟、姑臧、显美一线为南北走向，沙城古城正好满足其驿道通行方向。其四，西汉始建祖厉县城即今靖远县城处，黄河在其西北，祖厉河自其西南东北流入黄河，符合《水经注》所描述，东汉时亦在此处；约十六国时期祖厉县城向东南迁至今会宁郭城驿镇关川河西岸的大羊滩古城，其迁徙原因当为十六国时期战乱的破坏，及之前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大规模地震的长久毁坏，故《水经注》有祖厉新县之载。
（《凉州通史·东汉卷》，魏迎春、陈晶晶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