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史志林 冯佳乐
古人“事死如事生”，陵墓建造也处处遵循这一标准，在墓室内绘制大量描绘世俗生活的壁画，学界称为壁画墓，而其上的砖块则称为画像砖。画像砖作为一种具有装饰意义的建筑构件，一般认为始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汉代，而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广为流行。
1944年，原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西进行考古发掘，夏鼐、向达、阎文儒等人在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发现翟宗盈墓，墓门上筑有高大的照墙，上绘有不少图像，这是河西魏晋壁画墓的初发现。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的壁画墓主要被发现于酒泉和敦煌二郡，敦煌一带最为典型的壁画墓即是敦煌佛爷庙湾墓群，而酒泉一带的发现主要以嘉峪关的新城墓群和酒泉的丁家闸墓群最具代表性。墓室是一个微观小宇宙，顶部是象征天界的四神、北斗、日、月，其下又有死后升仙的仙界，如西王母、东王公为主神的仙境世界，四壁中部有描绘世俗生活的宴饮、出行、博弈、耕种、丝帛图像等，标识着死者所拥有的财富。又有大量的镇墓图像，以保护死者的安宁。现实生活题材在墓葬画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反映现实世界的壁画表现了古人的社会生活。
一 衣
我国是最早从事桑蚕业的国家，相传在黄帝时期，其妃子嫘祖因野蚕茧落水发现蚕丝可纺织，进而驯化野蚕。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至新石器时代，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开始种桑、育蚕、抽丝、织衣了。而河西地区在西汉设四郡前，多以游牧为生，不事桑蚕。汉代为了提高边防能力，在河西地区实施戍边屯田和流民迁移战略，中原一带大量流民被迁移到河西地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桑蚕业西传的重要通道。至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桑蚕业已十分发达。《晋书·张天锡传》记载：“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所出，天锡应声曰：‘桑葚甜甘，鸱鸮革响，乳酪养性，人无妒心。’”张天锡在前凉时曾于河西割据为王，他将桑葚视为河西第一出产，可见当时河西地区种植桑树已经比较普遍。更为直接的体现则是在河西地区的墓葬壁画中，常见描绘桑蚕业劳作的场景，妇女们忙碌于桑田，细腻的线条勾勒出丝线的光泽，反映出桑蚕业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嘉峪关“果园——新城魏晋墓群”6号墓东壁就有这样一块《采桑护桑图》画像砖。画面中心是一棵桑树，亭亭如盖，树下女子正细心采摘桑叶，身旁男子手持弓箭，勾勒出一幅男耕女织的和谐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二人的服饰皆非中原样式，而是有着明显的胡人风格，这也证明了河西地区在魏晋时期的文化交融，胡汉服饰的融合正是丝路商贸与文化交流的生动缩影。
除却胡汉融合，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服饰的另一大特点即是尊卑共服。嘉峪关魏晋1号墓中出土有一幅《宴饮图》，主要表现墓主宴饮娱乐的场景。画中榻上四人头戴不同的首衣，左起第一和第三人戴“帢”，第二和第四人戴“角巾”，皆着交领长衣，右旁地上坐两个乐师，头戴“葛巾”，着交领长衣，一名弹奏弦琴，另一名吹箫。帢是一种丝织的便帽，其由曹操创制，不分士庶，可以在各种场合使用，也被后世称作“魏帢”，用颜色来区分贵贱级别，魏晋时期十分流行。角巾则是一种方形有四个角的头巾。葛巾，据《晋书·舆服志》记载，“巾，以葛为之，形如帢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从大量壁画内容可见，戴着这种头巾的人有墓主，亦有乐师、农夫和庖丁等，与史书中所记载的“尊卑共服”相吻合。正所谓“礼盛于太平，服正于礼盛”，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下的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服饰文化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二 食
与桑蚕业同样，魏晋时期河西的种植业也较发达，墓葬壁画中有着大量的农耕场景描绘。这一时期用于耕田的畜力主要是牛。在具体的耕作过程中，根据牛力的不同，分为一牛耕地和二牛耕地两种方式，又根据犁、耙、耱等农具的不同，分为二牛抬杠式、单牛拉犁式、二牛抬杠式拉耙耙地、单牛拉耙耙地、二牛拉耱耱地、单牛拉耱耱地。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中，时间较早的一号、四号和五号墓壁画描绘的耕地图，犁地、耙地、耱地皆为二牛挽拉牵引。魏晋十六国早期，河西地区继承了汉代以来的农业耕作方式。而到了后期，则慢慢演变成以牛为主的耕作方式，如酒泉丁家闸十六国5号墓中多绘有一牛犁地、一牛耙地的画面。这种耕作方式的演变，反映了河西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畜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河西地区靠近西北边陲，拥有优良的天然牧场。游牧是河西地区自古以来的传统生活方式，人和动物也是这一时期墓葬壁画里的一个重要主题。根据宰牲、狩猎和畜牧等壁画内容可知，羊、牛、马、猪、鸡、狗等动物的养殖已相当普遍。畜牧业的发达，使得大量良马得到驯养和繁殖，也让河西各割据政权拥有了强大的骑兵，中原地区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谣谚。马同牛一样，是魏晋时期河西人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伙伴，但马主要用于军事和狩猎，而牛则更多承担农耕重任。嘉峪关魏晋5号墓室的《狩猎图》上，一男子身骑骏马，正追逐两只猎鸟，马之高度与鸟之高度并齐，从而凸显骏马的速度之快。
在这一时期，肉食在人们的饮食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狩猎所得的野味与家畜饲养的肉类共同丰富了餐桌。河西走廊魏晋墓室壁画中，有大量宰猪、宰羊、椎牛、杀鸡图。嘉峪关市新城6号墓的《宰猪图》，一壮汉手持尖刀，正熟练地解剖猪身，猪体形硕大，极为肥壮，被放置于长桌上等待宰杀，桌下放置有一盆。除去宰杀图之外，嘉峪关新城6号墓中还发现了《切肉图》和《肉块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肉类的加工和食用方式。农耕饮食文化传统下的切刀主要用来切菜、切面，因此宽、厚的切刀方便、省力；而尖刀轻巧灵活，便于剔骨分割，所以游牧饮食文化传统中，主要用来切肉的切刀多是尖刀。壁画中庖丁和屠夫多使用尖刀，说明当时以农牧相间生活方式为主的河西地区，人们使用的切刀还带有游牧生活的特点。从大量的《庖厨图》中发现，这一时期的烹饪方式主要为煮和烤。出土于5号墓的《庖厨图》，画面内容为一个灶台上竖着烟囱，灶前跪着一个婢女，正往灶内添柴火，灶上放置一容器似正在蒸煮食物。嘉峪关新城6号墓出土的《进食图》，图中绘两位侍女，左边的侍女手持穿有炙肉的三股叉，欲给主人送去。嘉峪关6号墓的《宴饮图》，图中宾主二人对坐，正在宴饮，男墓主人拱手跪坐于榻上，宾友席地而坐，手持炙肉。魏晋墓葬壁画中的“三股叉”图像广泛分布于酒泉、嘉峪关等地，且时间跨度从魏晋到十六国时期，证明此时炙烤这种烹饪方法在河西走廊广泛使用，并且流行时间较长，贵族喜好以这种方式烹制肉食，并以此待客。《晋书·五行志》载：“晋武帝泰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会，皆此为先”。
三 住
嘉峪关魏晋墓中常见的建筑是当时颇具特色的坞。坞最初起源于汉代的西北边塞，为了抵御边疆少数民族进攻或是外来侵扰而建造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保护民众和军队而修建的军事防御场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不堪，坞堡逐渐演化成能够自给自足的民间防御工事，兼具居住、防御与生产功能，反映了当时人们在动荡环境中对安全与生活的双重需求。出土于嘉峪关魏晋1号墓的《坞壁图》形象还原了邬的建筑形制及生活场景。画面以坞堡为界，分为坞内坞外。左侧绘一小城堡，即坞内，城垣转角处开一门，其上建有角楼。坞堡外侧，榜题“坞”字，上部用红色粗线条简单勾勒出了羊圈和牛圈，牛羊成群，下面绘有两棵桑树，树下马、牛栖息。
画像砖上还出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帐篷——穹庐。其结构简洁，便于迁徙，体现了游牧民族的居住特色。如嘉峪关魏晋3号墓室43号画像砖，就以简单的线条勾勒了两顶穹庐，穹庐中间分别有一人，或卧或坐。坞堡和穹庐的结合不仅展现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多元的居住形态，更揭示了游牧与农耕文化交融的生活实景。穹庐的轻便与坞堡的坚固，共同构筑了当时人们独特的生存智慧。
四 行
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墓葬壁画中还发现了大量与出行相关的图像，从其中可以得知当时的出行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河西人很少使用马车出行，而是选择乘坐牛车。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前文所说，马主要用于军事和狩猎，另一方面是受统治阶层的影响。《晋书·舆服志》中记载，“古之贵者不乘牛车，汉武帝推恩之末，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遂以（牛车）为常乘，至尊出朝堂举哀乘之。”诚然牛车在魏晋河西地区占据主要地位，但马拉车也并非没有。如嘉峪关魏晋7号墓室编号46的壁画记录有一乘马车，前有一车仆，后有一跟随。但这幅画中马的造型有很明显的牛的痕迹，牛角较为明显，显然是以牛车起稿后改为马车的图像，由此可见，牛车的重要地位和马的特殊作用。
在当时，马除了狩猎和军事用途外，还曾作为驿使的坐骑，传递信件。嘉峪关新城魏晋墓5号墓的一幅驿使图画像砖中绘有一信使策马飞奔，左手拿着信件，马匹四蹄腾空，马身向前疾驰，马尾向后飞扬，可以看出驿骑奔跑速度极快。邮驿作为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在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和对外交往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马在当时的重要地位。驿使图被公认为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其被发现后，名声大噪，一度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参加了世界万国邮政博览会，还曾发行在中国邮政的储蓄绿卡和纪念邮票上，成为连接古今、传递文化的象征。
魏晋时代河西走廊出土的墓葬壁画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些壁画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研究魏晋历史不可或缺的实证资料，为解析、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生动而深刻的视角。描绘世俗生活的画像砖不仅生动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更深刻揭示了社会文化变迁，体现了当时农牧文化交融、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脉络。画像砖中的细节，如服饰、器具，无不映射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独特的风俗习惯与审美情趣，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像，展现了河西走廊在当时的文化韧性与社会活力。
【本文系兰州大学文科振兴计划B类团队项目（2025lzujbkyqm013）、兰州大学“人工智能+”哲社专项课题（LZUAITGZX03）、甘肃省社科项目（2024ZX026、2023YB004）、中国国家博物馆项目（GBKX2024Y26）、兰州大学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2025lzujbkyxs032）、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2025-19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