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羔
悠悠丝路、滔滔黄河，交会于甘肃，故人文遗迹也多呈现于此，颇有“钟灵毓秀”之底蕴。在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着一堆黝黑的石块，殊不知，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块。这些石块，每一块都双面镌刻着文字，而这些文字定格着书法的艺术之美，飘逸着往事的钟吕之音，它们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肃府本《淳化阁帖》帖石。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改组国家中枢机构，分封诸子为王，二十六子一一得到封赏，让他们“控要害，以分制海内”，达到“屏藩王室”的作用。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封十四子朱楧为肃王。在朱楧前来甘肃赴任之时，朱元璋将一部宋代初拓《淳化阁帖》赐给他，朱楧携《淳化阁帖》至甘肃，珍藏于内府，一直由历代肃王世代相传。
《淳化阁帖》无疑属于历代法帖中的重量级作品，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名家书法集帖，历来被称作“法帖之祖”。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北宋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命翰林侍书王著，将内府藏汉魏、西晋、南北朝及隋唐以前历代名家墨宝分类，编次成卷，刻于枣木板上，名曰《淳化阁帖》，珍藏于秘阁，故又称为《淳化秘阁法帖》。
《淳化阁帖》共分为十卷，收入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家一百多人的作品，墨迹约422帖。卷一为历代帝王法帖，卷二至卷四为历代名臣法帖，卷五为诸家古法帖，卷六至卷八为王羲之法帖，卷九、卷十为王羲之之子王献之法帖。楷、行、草、隶、篆各书体齐备。
法帖原版棰拓极讲究，均采用当时名贵的歙墨和澄心堂纸。澄心堂纸“轻似蝉翼白如雪”，千年难得。这批原拓版本在宋朝就已是难得的珍品。因为摹拓不同于印刷，加之宋太宗并不多印，只赏赐给皇亲国戚和中书省、枢密院大臣每人仅一套而已。元代赵孟頫《松雪斋文集·阁帖跋》中有：“宋太宗……淳化中，诏翰林侍书王著，以所购书，由三代至唐，厘为十卷，摹刻秘阁。赐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进二府辄墨本赐焉。后乃止不赐，故世尤贵之。”到了明代，董其昌曾偶得一张，也“此纸不敢书”。
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一次宫中失火，刻帖的木板与所藏历代名帖原作悉数被毁。因此，自宋代至明代留传下来的《淳化阁帖》就极为稀少珍贵。启功先生曾说过，见不到《淳化阁帖》宋拓真本，死不瞑目。2003年，上海博物馆最终以450万美元购得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收藏的《淳化阁帖》宋代初拓残本，也是唯一存世的宋代阁帖原版，但仅存第四卷、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多是书圣王羲之一人作品，共170帖。数百页全为正宗千年澄心堂拓纸，弥足珍贵。
再说朱楧带到甘肃的宋拓《淳化阁帖》，也是深藏内府，秘不示人。肃恭王朱贡錝更是在阁帖上题写了“勉夫小子云，不许与人”的字样。当传到了肃宪王朱绅尧手中，其珍爱有加。在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朱绅尧在临摹帖子时，觉得“各王府不遍及且无以公海内”，恰陕西右参政、甘肃洮岷道兵备张鹤鸣得到友人所藏的一些阁帖，其中有温陵张氏石刻本、皋兰县“村官”呈本、李子崇藏阁帖本等，他“求肃殿上藏本雠校”，即请肃宪王将所藏阁帖取出与他收藏的枣木版比照校勘。肃宪王很慷慨地将阁帖借之。同时命姑苏人温如玉、南康人张应召二人将阁帖双钩临摹并精刻于陕西富平石上，并为此写跋道：“雨粟泄秘，代传厥神。镌惟宋擅，允为世珍。建国获授，永保虑湮。殚精重勒，大明万寿。万历丁巳春日肃王望岐道人跋。”末尾钤“太祖高皇帝九世玄孙”及“肃王之章”。
对于刻工温如玉和张应召，据《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一记载：“温如玉，字白雪，别号伯坚。明长洲人。善真、草、行、篆、八分书，尤工印章，籍于胶，子孙居东乡温家庄。”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温如玉祖籍为“长洲”，故有“姑苏温如玉”之称。这也许是原籍与著籍之别吧。同样张应召祖籍南康，著籍为胶州。《道光重修胶州志》对于张应召有“师事伯坚”“善山水人物，尤工写真”的记载，即张应召拜师于温如玉，他创作的《水墨山水图》扇面，现藏吉林省博物院，颇有文人雅趣。
据记载，“温、张两生功苦坚一片石，朝暮作对，若面壁达摩，雪没胫而弗退也”，二人以至于“闭目梦寐，无非阁帖”。可惜肃宪王朱绅尧刻帖尚未成而身先逝。他的儿子朱识鋐继位后，继承了父亲这项未竟的事业，最后历时7年之久，终于在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完工。共用石144块，多为两面刻文。每块碑石高27.8厘米—34厘米，宽36.5厘米—40.5厘米，厚6厘米—8.7厘米。因以肃王所藏底本刊刻，故称为“肃府本”或“兰州本”，又因刻成后藏于肃王府东书堂尊训阁，而称为《尊训阁本》。各卷末除照刻宋本款识外，新镌“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岁（公元1615年）秋八月九日，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摹上石”隶书三行。
肃府本《淳化阁帖》初拓用太史纸，计253纸，程君房墨。此帖摹工精良，锋棱宛然，点画顾盼，神完意足有“淳化亚帖”之美誉。碑帖刻成后，朱识鋐追思先祖遗命得以完成，写了题跋，末尾钤“昆程”“肃世子图书章”和“遵循阁章”。
倪苏门在《古今书论》中称：“《淳化帖》在明朝，唯陕西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上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
清顺治三年，陕西人费甲铸又将“肃本”再刻于西安，藏于西安碑林，称为“关中本”或“陕西本”。此外，江苏溧阳虞氏重刻本，每卷末照刻肃府本款识，是按照肃府早期拓本重摹上石。清拓重刻本，藏于南京博物馆。
肃府本《淳化阁帖》刻成20年后即遭逢战乱，损坏严重。明末李自成义军将领贺锦攻克兰州，王府将刻石深藏于府内井中。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由洮岷道陈卓聘邀陈曼仙、毛香林补刻四十余块。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其部将赵士升攻陷兰州后，用阁帖帖石做马槽，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之说。是年三月，清军大举进攻兰州，征讨叛军王辅臣。王部负隅顽抗，欲毁帖石当炮子，同时又欲将帖石移置城头做防御工事，幸有兰州知府徐某冒死陈情，竭力说服，才使叛军放弃了毁坏帖石的想法。历尽劫难后的肃府本《淳化阁帖》现存刻石141方。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五泉山人刘尔炘先生移帖石于儒学署(即府文庙内，今兰州二中址)保管，置于大成殿东侧之尊经阁中，并增刻木板释文四十块。后儒学署裁撤，尊孔社入驻。再后尊孔社并于全陇希社，石刻遂由该社保管。
民国年间，兰州画家姚金偁与静宁人王少军曾合力购得明拓肃府本《淳化阁帖》一部，帖本题跋齐全，没有一字残损。抗战期间，被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重金购走。当时原拓中有重复的一张拓片被姚抽出后保存下来。后来，甘肃省文史馆原副馆长张思温曾目睹此页拓片，称“纸制墨色迥异常也”。
1938年，日寇轰炸兰州，为策安全，将石刻埋于大成殿南面院中。1939年，志果中学在文庙成立。后志果中学与全陇希社间发生矛盾，全陇希社遂于1944年，趁志果中学校长赵元贞出访宁夏之际，将石刻掘出移往贡元巷丰黎义仓内。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时任甘肃省银行地方公益事业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水梓先生呈请“拨款保存淳化阁帖碑石”，甘肃省政府“以该项碑石由市政府保管”，遂于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八月、十二月训令当时兰州市政府，“饬该府查明该项古物保管情形，并妥拟保管办法”。当时兰州市政府于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拟订《兰州市文庙财产及阁帖碑石保管办法》共八条，其中第二条为：“本市文庙财产暨阁帖碑石依法由兰州市政府负责保管，但为管理便利计，可由兰州市委托兰州志果中学代为保管之。”第五条为：“对于文庙各项财产暨阁帖碑石，应随时清点，确实负责保护，如有缺损，代理保管机构应负赔偿之责。”第七条为：“本市文庙财产暨阁帖碑石，应由兰州市政府列入交代，以重古物。”由于当时兰州市政府明文指定石刻由志果中学保管，于是帖石又由丰黎义仓运回志果中学，置备木架，镶嵌在尊经阁檐下，计石刻145块，278面，木刻40块。
1966年，肃府本《淳化阁帖》碑石移交甘肃省博物馆珍藏至今，并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据悉，除省博珍藏的碑石外，目前兰州尚有两部《淳化阁帖》，即兰州碑林和兰州二中均曾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