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 阳
千年丝路，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岁月的长河中镌刻下无数璀璨的印记。悬泉置世界文化遗产景区，便是这幅画卷中熠熠生辉的一笔。随着悬泉置世界文化遗产景区对社会公众开放，千年的汉代驿站遗址焕发着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本文选取出土于该遗址的一枚木简，追溯历史，将出土于悬泉置遗址的简牍中关于玉门关的历史记述娓娓道来。
简牍释文：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曰：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乘传，载从者。御史大夫延下长安，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六月丙戌，西。(Ⅰ90DXT0112②:18)
这条简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理解。简文前一段是御史中丞“宪”根据制诏侍御史起草的有关玉门都尉“忠”的任命文书，随后御史大夫“延”将此文书完全抄录和签发，给持传人“忠”开具过所证明，为“忠”和随行人员提供相应的传舍条件。简文最后一句“六月丙戌西”，是指建平四年六月十三日玉门都尉“忠”经过悬泉置后继续向西前往玉门关赴任的记录。
玉门关，作为汉唐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往来交流的重要关隘，在数千年的岁月中承载着太多历史情感和文化精神，引得无数文人吟诗作赋。其中尤以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最为脍炙人口，为后世传唱。然而西汉时期玉门关究竟在何处？从其提出疑问至今就一直争论不休，未有统一结论。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是“东西迁移说”。法国汉学家沙畹根据《史记·大宛列传》中贰师将军李广利初伐大宛失败后，汉武帝下令“使使遮玉门，……贰师恐，因留敦煌”的记载，认为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年）以前的玉门关最先设置在敦煌以东，随后才西迁至今天敦煌西北之小方盘城。在此说法基础上，后世学者不断论证补充，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第二种观点是“小方盘城说”。即自汉武帝太初年间以来玉门关就是在小方盘城，从未有过迁移。如夏鼐、向达等学者，他们利用汉唐传世史料与出土简牍的记载，证明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小方盘城是其玉门都尉的治所。
第三种观点是“马圈湾说”。我国著名学者陈梦家先生认为玉门关始置于敦煌以西，小方盘城并非玉门关城本身，而是玉门都尉的治所，并进一步推测玉门关口应在小方盘城之西或西北，也就是马圈湾遗址所在处。
随着敦煌西北烽燧遗址的考古调查的进展和敦煌小方盘城、马圈湾遗址简牍中大量出入关的记录，使玉门都尉府和玉门关的位置逐步清晰。甘肃简牍博物馆首任馆长张德芳认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李广利传》所谓“使使遮玉门，留屯敦煌”，只是当时李广利上书和汉武帝下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错位，而不是导致玉门关位置发生东西迁移的原因。小方盘城周围长城、烽燧密布，两汉时期又与疏勒河相距不远，水源可以得到充分补给，是能够起到“隔离内外，稽查出入”的作用。这也基本证明了小方盘城遗址，就是西汉玉门关所在。
关于小方盘城遗址，其位于东经93°52'、北纬40°21'之敦煌市西北九十公里处的东西向狭长沙石台地上。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先后两次考察敦煌西北的汉塞遗迹和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并在其所绘的敦煌地图上编号为T1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号为D25)。随后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夏鼐和阎文儒先生到敦煌长城线勘察时，在小方盘城台地上发掘出有“玉门都尉”的半截简和木简削衣、麻绳、碎毡片等物品。到了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与敦煌文化馆合作，对敦煌以北的汉代长城烽燧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并对小方盘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试掘。1998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小方盘遗址维修过程中，再次出土简牍380余枚。2014年，玉门关遗址又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明确小方盘城为两汉时期玉门关所在之处后，那么彼时玉门关的驻防情况又如何呢？西汉时敦煌郡辖境共有四个都尉，北部自西向东分别是玉门都尉、中部都尉和宜禾都尉，南部有阳关都尉。其中，玉门都尉下有大煎都和玉门两个候官。大煎都候官的防线呈Y字形，沿疏勒河尾闾西走到榆树泉盆地。根据出土汉简的记录，大煎都候官下属有：大煎都候长、万世候长、广武候长、步昌候长等；有大煎都士吏、步昌士吏；有斥地候史、获虏候史、广昌候史等。
玉门候官驻地在大煎都候官之东，从显明燧到仓亭燧，东西35公里左右。此外，根据1979年出土的敦煌马圈湾汉简记载：玉门部士吏五人，候长七人，候史八人，隧长廿九人，候令史三人。（马圈湾汉简·806）
玉门候官下设掾属有士吏、候史、隧长、候令史合计52人。从现在遗留情况来看，玉门候官所属有显明燧、北戈壁墩、二十里大墩、牛头墩西南墩、牛头墩、后坑墩（临要燧）、马圈湾烽燧、盐池湾墩（广汉燧）、墩子湾墩、当谷燧、盐池墩（远望燧）、贼娃子泉东北墩、北苦沟南墩、西泉西墩、西泉墩、西泉东北墩、仓亭燧等17座烽燧和小方盘城（玉门关）、大方盘城（河仓城）两座城障。
至于玉门关的得名由来，传统观点均以玉门关当西域孔道，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除此说法之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在翻阅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后发现：两汉时期玉门关并无西域贩运玉石的商人经由玉门关进入敦煌，以及玉门关征收西域商人玉石关税的记载。因此，玉门得名可能与史籍中“汉高祖刘邦与项羽相持于成皋失利，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的记载有关，也就是说玉门就是“成皋北门”，城的北门俗称“玉门”，又称之为凶门。汉唐出兵打仗，称之为凿凶门而出。并由此推断：玉门关应是一座北面的关隘，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塞城。此外，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来看，西域诸国使者行经的关隘都是阳关，而投降西汉政府或与军事有关的行为必须在玉门关外等待批准，没有得到西汉政府的同意不能随便入关。
两汉时期，玉门关不仅是中原王朝守卫边塞的军事关隘，同时也是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以玉门关为首的丝路咽喉，见证了古时中西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繁盛。与历史对话，与文明交流，这里也将彰显其历史文化价值，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简牍小知识
在整理和研究简牍释文过程中，通常需要将简牍中所蕴含的信息准确完整地反映出来，整理者会采用一些特定的符号进行表示：如以“□”表示一字残缺不清，“……”表示模糊不清字数不明者，“〼”表示简牍残缺且字数不能确定者，“A”表示简牍正面内容，“B”表示简牍背面内容。此外，在简牍释文之后的编号分别代表区位、年代、地点、探方、层位等信息。如“73EJT21”表示1973年张掖肩水金关遗址21号探方出土的汉简，“Ⅱ90DXT0213③：4”表示1990年敦煌悬泉置遗址的第Ⅱ发掘区域内，0213号探方中第3层位出土的第4枚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