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安

近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甘肃楹联习俗”和“舟曲元宵松棚楹联灯会”两项与春节有关的楹联习俗入选，再度让春联这一春节独有的文化符号引人关注。

清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记载，到了正月，“元旦拜节，多好书门。”门上书春，即题写春联，是古已有之的习俗。尤其王安石《元日》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名句，总会让人想起贴春联的年俗。王安石所说的“桃符”，的确和春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桃符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在以神话著称的《山海经》里描写得最为生动，说是“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桃树上有二位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这二神专司驱邪一事，后来演变成我国民间信仰中最早的“门神”。秦汉以后，桃符已广为流行，当时的著作《左传》《战国策》《淮南子》《论衡》《风俗通义》等皆有描述，并不忘强调其祈福禳灾功用。难得的是，在甘肃河西，出土了不少汉代桃符。如在金塔一带出土的一块桃符，用木条削成箭头形，上面画着浓眉大眼的张嘴人面，这是民间对“神荼”“郁垒”形象的简化。这个桃符中间有一穿孔，则是春节时用来穿绳悬挂门楣，以此希冀驱邪赐福之用。而广为认可的“神荼”“郁垒”造型，是汉代画像砖上出现的一对魁梧勇士，衣带飘扬，不失威严，奠定了后来我们熟知的“门神”的将军造型。

每逢春节，先民们在桃木上刻画门神造型。后来，索性就直接写上“神荼”“郁垒”的名字；再后来，写了名字后顺带写两句祈福迎春的吉祥话，唐代以来，就有了题写迎春诗文的“桃符题辞”；再后来，迎合门框左右对称的特点，两边各写一句，两两对称粘贴，这时我们熟悉的春联才悄然出现。宋人《岁时广纪》记载，“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由此可见，到宋代桃符所写仍是“祝祷之语”的吉祥话。故而王安石《元日》里的桃符，确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春联。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春联，是见于《宋史》等文献的蜀后主孟昶所题“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此时，已步入五代。从桃符画像到春联题句，这个脉络看似简单，实则流传了一千多年。在我国春联习俗演变的历程中，甘肃的河西走廊在中国楹联史上留下重要一笔。在敦煌藏经洞里，标注为“斯坦因0610V”的写经卷上，发现了“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福延新日，庆寿无疆。立春日：铜浑初庆轨，玉律始调阳……”的对仗文字，以及“书门左右”的显著字眼，不少学者由此断定这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春联，也为“楹联产生于唐代”之说提供了有力佐证。倘若这份可能题写于唐开元年间的文字果真是楹联，那中国楹联史必然要改写。但学术的考证需要严谨，经过认真阅读原件，发现这些原本连在一起的句子，被按照现代“对联”的样子有意排成了两句一段。而且根据句尾押韵的特征，基本可以断定，这张经卷上的内容准确地说是两段诗文，这仍是“桃符题辞”的一种。可这并不遗憾，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春联的“模子”。在那个楹联尚未产生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将对仗整齐的吉祥句子在春节时贴于门旁。敦煌这张珍贵写经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春联，无疑是重要的楹联成形史料，也可以说是目前现存最早的春联雏形。

步入元明，我们所熟知的春联已基本成形，明代《百家巧联》《唐诗春联新谱》等日用之书已可见各类春联。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现在仍家喻户晓的一些春联，如“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等，竟然是从明代流传下来的。也是在明代，文人群体开始普遍参与楹联创作，而甘肃目前可见文献中，最早有联稿传世的，已经到明末清初的陇西籍名士，也是书法大家的王了望。其自撰春联“玉历颁新，春在梅花枝上出；桃符换旧，瑞从柏叶酒中生。”正是新桃换旧符，一派祥和的新春气息。与王了望几乎同时期，西北边陲有着“藏乡江南”之誉的舟曲，每到春节，各族群众便采撷松枝搭建灯棚，将传统春联与元宵灯艺巧妙结合，在松棚下动辄挂起数百对用红对联裱糊的灯柱，如清代舟曲文人张尚仁所写灯联“头顶灯，手提灯，灯连万户成灯市；你望月，我看月，月照千家是月宫”，一时柏翠灯红，联墨交辉，而这道独特的人文景观，至今已坚持举办四百余年，堪称我国春联文化的“活化石”。

清代以后，陇原各地春联习俗已蔚然成风。清康熙《岷州志》记载，“除夕，贴彩胜、春联于门，具椒盘、柏酒为团圆之庆”，清乾隆民勤《镇番县志》也写道：“除夕，扫除庭院，挂黄钱，贴门神、门对等物，以迎春禧，间用桃符。”可见从陇中到河西，古之桃符、春胜等习俗兼而有之，而贴春联已成为春节时一项主要的文化习俗。如清人叶礼《甘肃竹枝词》中所写：“元旦纷纷庆贺人，题名门上对联新。”这一时期，甘肃也诞生了一批流芳后世的联家，春联自然成为他们笔下不可或缺的题材。如清中期漳县文士成大猷所书“春回柳眼梅须里，家在山光水影中”，目光所及，俱是春明景和之象。清光绪二十五年，三十五岁已主讲兰州五泉书院的晚清翰林刘尔炘踌躇满志，那年春节他自撰了四副春联，其中一副是“须持这志向坚牢，饮食起居，无非是学；能洗得心头干净，虫鱼花鸟，触处皆春。”乃是阐述个人抱负。

俗话说“年年岁岁春相似”，但岁岁年年家事、心境却有不同。清雍正陇西进士陈长复曾自题春联：“燕子衔春，问主人今年可好；梅花睡雪，占魁信此处独先。”上联以燕子的拟人写法抛出一问，“今年可好？”也好像在和主人商量，休说去年烦心事，借此春风道：“今年也可以好。”近代河州学者邓隆则较为知足，他写下春联“椿树长春，桂兰有福；鸿钧转运，龙凤呈祥”，古人以椿树代指父亲，他在春联中委婉地表达老父健在，自己能侍奉左右，岂不自有“福”来。而1914年陇西名士蔡建邦所撰春联“女将红纸剪窗花，花开富贵；儿负湿薪同爆竹，竹报平安”，便是儿女承欢膝下的另一种知足常乐。相传百年前，秦州某人写下这样一副春联：“居三尺室迎宾朋，站也由我，坐也由我；买二斤肉包饺子，饭亦是他，菜亦是他。”身居陋室，却能安然自得，这样的春联倒也豁达。抗战时期，家运与国运紧密相连。在兰州街头，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闻败勿馁，闻胜勿骄”的春联。寓居兰州的张质生老人也在1942年写了一副春联：“白首喜偕兄，元日晋一樽春酒；青年宜报国，岁星祝四海安澜。”这是他听闻陇上青年奋勇报名参战后的激动之情。

近代华亭学者幸邦隆在其《楹联丛稿》小序中说：“楹联为表示文明精神之一种……用之未尝少衰。”的确，青春不复，时光易逝。恰好书春之时正值岁月交替，往往此时，最容易引发对人生的感触，所以或是慨叹，或是希冀，好的作者，总能在贴春联的时候，将自己心中的感慨也一贴无余。而为了更好地表达辞旧迎新之意，人们过年时，不仅大门、院门或是房门贴满春联，就连厢房、厨房、后门，乃至磨坊、井房、鸡圈，只要能贴的地方都贴满春联，也许满屋子都“挂红了”才算是过年的底色。近代武都名士刘元凯，将自撰春联“射虎期穿石，闻鸡愿著鞭”，当作座右铭书挂中堂。陇上文史大家张维的春联：“我先人以勤俭起家，出处须思清白训；问同学今轮盖安在，男儿许读圣贤书。”更像是传之子侄的家训，发人深省。而在兰州青城古民居里，写在粮房的春联“惜米如惜玉；存粱似存金”，写在羊圈的春联“出郊不失成群意；跪乳能知报母情”，都是以精巧构思，流露着生活情趣。

在兰州、白银等地，除了大门贴上大福字，人们还在春联上下联最上方贴两个小福字，有“联头贴福”的习俗，寓意“福上加福”；在河西一些地方，贴完春联一定要同时放一串鞭炮，这是随春书写的好兆头，是新一年郑重开始的仪式感。而即便家中正值守丧，人们也不忘通过春联表达慎终追远之意，陇中地区至少清初就流传有“守制春联”的习俗，在守丧初年不挂春联或悬挂黄纸、蓝纸书写的春联，第二年换成蓝绿紫等彩纸春联，到第三年传统意义上的守制结束，又换成红纸春联，在写上“慎终须尽三年礼，追远常怀一片心”的同时，春联颜色的三年渐变，其实也是家人心情逐渐恢复平和，坦然面向未来的过程，这一古老习俗，也是一场心灵修复的实践活动。

关于春节，民间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二十三，祭灶神；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九，贴倒酉；三十夜，守一宿。”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准备春联，等到除夕前一日张贴。清乾隆《静宁州志》记载是“岁除日……易桃符，贴门神，设奠祖先”，清光绪《洮州厅志》记载是“十二月二十七八日，家家写门联……除日，贴门联。”现实中各地贴春联的习俗虽略有差异，但陇上习俗基本沿袭的是腊月二十三以后开始书写、采购春联，多数地区选择在除夕那天贴挂。当代天水籍学者霍松林曾经回忆，每当到了腊月下旬，写春联是十里八乡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他从小就跟着长辈们写春联，曾在诗中回忆小时候“拉母索新衣，看爷写春联”的情景，长成少年时，“每年腊月底，父亲忙于作春联，我也学着作”，“大约十来岁的时候，邻居们就要我为他们写春联了”。霍家三代人写春联的传承，正是陇上人家诗礼传家的典型代表。

临近年关，无论自己能否动笔，准备好春联都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年货清单”。著名学者周汝昌不无感慨地说：“春联是举世罕有伦比的最伟大、最瑰奇的文艺活动。”

从两千多年前古人神荼、郁垒的桃符传说，到近年来中国春联贴在了冬奥会场馆、挂在了万里空间站，而一些AI春联、个性化春联也迎合潮流成为网销顶流，千百年来，春联习俗一直在传承、创新。“新桃换旧符”，换下的是形式，而亘古不换的是精神，是凝聚于春联两行文字之间的一个又一个美好祝福、新春愿景、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