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祝中熹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兴、永坪两镇交界处，因其西南山嘴有个清代修筑的民间自卫性土围子而得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谁也未曾想到，这座在起伏绵延的陇南山地中非常不起眼的土山包，竟然埋葬着嬴秦开国后最早的两位国君；古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久觅未得的西垂陵园，就坐落在山包顶部向阳的缓坡上。大堡子山深深隐藏着一段失落已久的历史，这个巨大秘密的揭示，成为当时甘肃考古文博领域最具轰动性的事件。2001年，国务院正式把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璀璨夺目的早期秦文化，有文物做证。大量具有秦韵之风的文物，经过考古人员的发掘清理以及有关部门的征集和追寻，大部分重现于世。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浩瀚历史的物证，也让我们得以看见嬴秦早期历史闪光的一页。本期让我们跟着文物跨越时空，感知早期嬴秦文明的历史脉络。
秦的溯源
秦人本为东夷集团嬴姓的一支，其始祖可追溯到东夷集团鸟图腾部族首领少昊，和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秦人有世系可寻的远祖大费，就是佐禹治水的伯益。嬴秦的母体是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作出过卓越贡献的部族。嬴秦在何时、为何而西迁至甘肃东部，学界尚有不同认识，但至迟在商后期，嬴秦已在西汉水上游建立了一个以西邑为中心的小方国，先是依附于商，商亡后又臣属于周。
西垂本名“西”，因曾长期被犬戎族占据，故又名犬丘或西犬丘，是秦汉时陇西郡著名的西县县治所在，也是诸葛亮北伐初出祁山，因街亭受挫仓促撤兵时顺手“拔”掉的西城，其地望大致在今礼县东部永兴与祁山之间。由南北流的西和河（古建安水）在此与由东西流的西汉水交汇，形成了一片土壤肥美的小盆地。西端是坡缓而临水的大堡子山，东端是以盛产井盐而名著于史的盐官镇（古卤城）。域内气候温润，川地开阔，农畜两宜，是古代部族建邦立邑的理想地带。西垂地区处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交界处，东依秦岭，西望岷山，是关陇与巴蜀、汉中的交通枢纽，也是联系、控制西部戎狄的战略要地。
嬴秦以世代相继的辛勤劳动，开发、繁荣了这片河谷川原，也为保卫它付出过血的代价。从这里出发，嬴秦披荆斩棘，奋勇拼搏，开拓了一条走向关中、走向中原，最后统一神州大地的胜利之路。
鸷鸟形金饰片
因受山坡地形的限制，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范围并不大，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中心部位由北到南（也即由上而下）平行并列着两座大墓。北面一座为目字形（M3），南面一座为中字形（M2）。中字形大墓以南，附有一东一西两座车马坑，已清理的是东面一座（M1）。周围有规律地分布着200多座中、小型墓葬。所有墓葬均坐西朝东。从大墓形制和出土器物、铭文内容，联系古文献记载考查，可知陵园的时代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多数学者认为，两座大墓的墓主应为秦襄公和秦文公。随葬器物除一部分被国内文博机构收藏外，部分已流散世界各地。
陵园所出金器，数量最大的一批曾在巴黎展出，并在伦敦出版过图录，包括一对金虎和大量金饰片。其中鸷鸟形饰片4对8件，高52厘米，宽32厘米。另有小型饰片34件，分口唇纹羽瓣形、云纹圭形、兽面纹盾形、目云纹窃曲形等类型，高度在7.5厘米至20.3厘米间，宽度在3.8厘米至18.5厘米间。
在出土的金饰片中，有一对鸷鸟形饰片最为精美，其造型为钩喙，环目，突胸，屈爪，满饰不规则的凹凸勾云纹，亦像翎毛。其中一件随纹样走势在图案空白中镂出10处形状各异的透孔，推测当初孔中可能有镶嵌物。这种大型金鸷片是成对的，镂孔镶嵌可能意在显示雌雄之别。器表残存涂过朱砂的痕迹，器周沿较均匀地分布着9组因附棺椁而留下的双眼钉孔。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众多金饰片中，有一件羽瓣形饰片，高11.7厘米，宽8.65厘米，略呈长方形，一短边圆角，中部三角形外突。片内饰两组并列的口唇形重环纹，片上残存朱砂痕迹。另一端为直角，两角部位有不规则的小洞眼，应是附棺椁的钉孔。只在一端有钉孔，可能当时只固定金片的上端，而这留钉孔的上端则被其上一排金片所叠压，若干同类金片呈鳞瓦状排列，它们应是金鸷鸟的翼、尾之羽饰。片上的口唇形纹样是对羽瓣的一种象征性艺术描绘，意在渲染鸷鸟翎翼之华美，故此类金饰片存世数量众多。以规格如此巨大的成对金鸷展布于棺椁之上，可以想见墓室场景之辉煌。嬴秦为鸟图腾部族，其始祖少昊即名鸷；秦君用成对的大金鸷装饰棺椁，当基于族神崇拜的宗教意识。流失欧洲的这批金饰片，后来一部分被收回，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青铜礼器
陵园出土青铜器数量甚多，已知有列鼎、列簋、成对的椭方壶、编钟、编镈、箭镞和各种车马器。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批残破为若干碎片的列鼎、列簋。其中鼎的残件共130余块，据铭文可知分属7个鼎体。其中最大的鼎高41厘米，口径40厘米，宽体，垂腹，口稍敛，平唇外折沿，方立耳宽厚圆角，平底微圜，三蹄足接底处较靠内，足上部出山字形扉棱。沿下饰一周凤鸟形含目窃曲纹，腹饰三排相错的垂式重鳞纹，颈、腹间以两道凸弦纹相隔。耳部饰长短相间的唇形重环纹。足部饰以扉棱为鼻脊的兽面纹。纹下凸起束箍一道。腹内壁铭文两行6字：“秦公作铸用鼎”，铭文刻作。此鼎形制、纹饰和铭文，都较多地保留着西周后期风格，但制作相对来说较粗糙，表明秦国青铜工艺此时尚处于向周人学习的阶段。
上海博物馆藏有购自香港古玩坊肆的大堡子山所出列鼎4件(皆有铭)和列簋3件（2件有铭）。这批器物保存十分完整。其中一簋，高23.5厘米，口径18.8厘米。弇口，盖握高大，盖沿坡度较陡，龙首耳丰伟有方珥，圈足下附3个卷角兽首支足，虎爪状趾。盖顶捉手内饰变形凤纹，盖坡沿与器口沿饰双凤首套合式窃曲纹，间隔浮雕小兽面牺首。盖沿8牺首向下，器沿6牺首向上，合盖后上下牺首正可两两相对，平添许多趣味，可谓匠心巧运。盖面与器腹饰瓦棱纹，圈足一周饰垂式重鳞纹。盖内与器内对铭两行5字：“秦公作宝簋”，铭文铸作，“秦”字含臼。
上海博物馆还收藏有从大堡子山传出的一对椭方壶中的一只。大圈顶盖，长颈，垂腹，宽边圈足，环形螺角兽首耳。盖圈顶内饰交蟠双首龙纹，盖沿饰凤鸟形含目窃曲纹，颈饰宽波带纹，波谷间为简化兽面纹，腹饰双躯共首的大蟠龙纹，颈、腹间以3道凸弦纹相隔。形制、纹饰与出现在纽约的一对铭文为“秦公作铸尊壶”的椭方壶近似。
综观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青铜礼器可以发现，窃曲纹的地位已明显上升，且皆以凤鸟为母形。虽有简繁之别，有对称与不对称之分，但均以突出的凤目为构图中心。这种现象也当与嬴秦族的鸟图腾崇拜有关。铭文字体与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铭》一脉相承而更加规整隽美，字态圆匀，笔路明畅，已开始呈露秦字齐正劲秀的气质，可视为西周金文稳定发展的正宗主流。
青铜乐器
嬴秦族有悠久的音乐传统，传世或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秦器中乐器的数量和质量均引人注目。如宋代即有著录的桓公时的秦公镈，宝鸡太公庙出土的武公时的秦公钟、镈，凤翔一号大墓所出景公时的有铭石磬等，都是高雅、精美的重器。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秦公镈，被认为可能与该馆所藏铭文秦字省臼的秦公鼎同出一墓。通高38.5厘米，铣间距24.5厘米，鼓间距20.5厘米。平于，椭圆口，舞面封实，器身略呈立鼓形。4条透雕扁连环龙纹扉棱均分器身，透雕扁龙纹繁钮与两条侧扉棱相连。顶端饰昂首翘尾的凤鸟。舞部饰对称的4组龙纹。被扉棱分为4区的器表也各饰繁复的龙纹，上下各有一周绊带。鼓部中央两行7字铭：“秦公作铸□□钟”，字画浅细。大堡子山秦陵所出镈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均有收藏，形制、纹饰同而规格有别，故此镈实为编镈中的一件。中字形大墓（M2）清理出盗余的石磬8件，从石质判断应分属两套。礼县博物馆收藏了其中3件，最大者长达89.2厘米。其中一件石磬长38.3厘米，股端宽12厘米，鼓端宽9.3厘米，孔径2.1厘米，厚3.3厘米。上端为折矩状，下端略呈弧形，股部与鼓部间有正圆形穿孔。青白色大理石质地，各种比例基本符合《考工记》所言制磬标准。造型规整，石面润洁，色调柔和，发音清越，为同期磬中佳品。
大堡子山秦陵所出编钟、编镈和编磬，不仅展示了墓葬的性质和级别，加深了我们对嬴秦音乐传统和音乐艺术发展高度的认识，也为我国古代乐器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
青铜车马部件
嬴秦族不仅善于畜马，更善于御车。其先祖夏末商初的费昌，商前期的中衍，分族首领西周时的造父，都以御术高超而显名于世。《诗经·秦风》以及被公认为是春秋时期秦国文献的《石鼓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车马构件的描述和对娴熟御术的赞美。正因为嬴秦有擅长驭马驾车的传统，所以秦国贵族墓葬附车马坑的风习相当流行。
大堡子山秦陵两座车马坑只清理了一座，盗后残迹表明原葬车马4排，每排3乘，每乘两骖两服，共12辆车、48匹马。估计另一座车马坑规格与此相当。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套车轮要件軎辖，来自大堡子山秦陵。軎长13.2厘米，口径5.5厘米，辖长11.2厘米。軎为圆筒式，接毂部略粗，外端平面封闭。中部两周凸弦纹间夹一周绳纹，贯辖一侧素面，外侧饰蟠螭纹，端沿饰一周横式重鳞纹，封闭圆面饰凤鸟纹。辖为扁长条形，尾端斜角，贯軎、轴后外露。销铛铸高双角兽首，兽首耳后有供系索防脱落的横穿孔。
礼县博物馆收藏了一对马镳。镳长11.2厘米，两端反向弯曲，上端圆弧，下端平齐，背面两端各有贯系之钮。镳正面饰两排长短相间的口唇形重环纹，斜平一端饰虎面纹，圆弧一端饰凤首纹。与西周车马器相比，大堡子山秦陵所出车马器的铸造，在注意坚固精美的同时，更加轻便实用，纹饰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嬴秦优秀的用车传统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