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非子居“西犬丘”，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从史料记载来看，嬴秦先祖蜚廉、恶来、女防、旁皋、太几、大骆、非子等都曾在西垂（西犬丘）“艰苦创业”。可以说，西垂是秦人早期的活动中心，也是秦人重要的肇基之地。这里曾孕育了一个强大的秦帝国，诞生了中华民族的重要基因——秦文化。
西垂地名的来历
在甘肃陇南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发掘以前，其地望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下，难有定论。西垂作为地名，有泛指和特指的区别。从字面来看，“垂”为“陲”的借字。《说文解字·土部》释垂：“远边也。”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垂本谓远边，引申之凡边皆曰垂。俗书边垂字作陲。”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秦都邑考》载：“案‘西垂’之义，本谓西界……‘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然《封禅书》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纪》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则又似特有‘西垂’一地。”可见，西垂原义为西部边陲，是一个泛称；也特指秦人早期的都邑。此外，《史记·秦本纪》载：“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周宣王封庄公为“西垂大夫”。那么，西垂、西垂宫、西犬丘、犬丘是否为同一个名词？一地多名，地名迁徙是古代常见的现象。今大多学者认为，西犬丘与西垂同为一地，犬丘这个地名是秦人迁入西部时从东方带来的。
关于西垂的具体地望，《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王国维《秦公敦跋》均认为在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汉书·地理志》云：“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东南至江州入江。过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莽曰西治。”《史记·夏本纪·索隐》曰：“嶓冢山在陇西西县，汉水所出也。”《后汉书·郡国志》载：“西，故属陇西，有嶓冢山，西汉水。”嶓冢山即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的齐寿山，西汉水发源于齐寿山的西麓。
在20世纪的近百年间，国内不少考古工作者、秦史研究学者及地方史志工作者曾在甘肃天水、礼县一带多次勘察研究。20世纪80年代，秦四大陵园中的后三个在陕西省陆续被考古发掘，人们寻找秦人祖邑“西垂”和秦第一陵区“西垂陵区”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考古学者再次将目光投向甘肃天水、礼县一带。1982年—1983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天水市范围内的董家台遗址和毛家坪遗址进行了科学考古发掘。毛家坪遗址是一个约6万平方米的遗址，早在1947年裴文中、米泰恒两位先生做调查时就已发现，1963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次正式的考古发掘成果显著，考古学者在多种遗存中明确地找到了具有早期秦文化特征的遗存。这无疑是早期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突破，至少说明在天水、礼县一带找寻“西垂”有了重要线索。
“秦公”字样铭文青铜器
1919年，陇南市礼县横河镇（今红河镇）“聚源当”当铺曾收到一只废旧青铜器，据说出土于距横河街不远的王家东台，后流传至北京。1923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见到此物，命名为“秦公敦”，并为其跋文，公之于世。据王国维等学者考证，“秦公敦”是春秋时秦国某个国君专为故都“西垂”陵庙所铸的祭器。此“秦公敦”后更名为“秦公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公簋在甘肃东南出土，在当时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一件文物的吸引力毕竟有限，更何况当时处于乱世，科技手段也有限，无法进行科学的考古勘察。
1993年10月，香港古玩坊肆里也出现一批带有“秦公”字样铭文的青铜器。著名青铜器专家、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看到后认定，这批文物是春秋初年某位秦国国君的器物。时代如此之早、规格如此之高的“秦公”重器，是难得的国宝重器，马承源先生深知其重要性，便立即奔走呼吁，多方筹措资金，重金收购回了四件秦公鼎、两件秦公簋和一件无铭簋。
199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在法国、比利时访问期间，见到了一批从香港过来的金饰片和一对金虎。韩伟先生对这组金饰片从器形、纹饰进行了分析，并参考苏黎世研究员莫尔夫人从金虎内提取的木制标本碳-14检测结果，认为这批金饰片为西周晚期秦人首领秦仲或秦庄公墓棺上的装饰物。
同年，美国纽约拉利拍卖行拍卖了一对来自中国刻有“秦公作铸尊壶”六字铭文的青铜方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推断这对秦公壶的主人应为秦国开国国君秦襄公或其父秦庄公，并认为最有可能来自秦国“西垂”的某座秦君墓葬。
诸多制作精美、等级甚高的秦早期重器集中在世界各地出现，学界人士颇感奇异。经多方探问得知，这些文物出自同一个地方——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大堡子山一下子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秦人的早期都邑“西垂”是否就在此处？这里是否就是考古工作者苦苦寻找的秦公陵园？
1994年—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在大堡子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探明了在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140米的墓葬区内，共有中字形大墓两座，瓦刀形车马坑两座。墓地的东北、北部和西部山弯，有规律地分布着间距为5米至7米的东西向中小型墓葬，总数在200座以上。根据钻探资料，考古工作者依山势由下而上发掘了2座南北并列的东西向中字形大墓、1座东西向瓦刀形车马坑和9座中小型墓葬。
2006年，考古工作者又对大堡子进行调查，发现祭坑4座、灰坑6个、乐器坑1座。同时，发现1座城址、26处夯土建筑基址、400余座中小型墓葬，以及零散分布的文化层堆积。乐器坑出土的青铜镈一大二小，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舞部及镈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文20余字，尚待清理释读。该镈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秦公镈以及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的秦武公镈近似，年代为春秋早期。此次发现，也被评为200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被誉为本世纪甘肃文物考古继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发现秦人第一陵园
考古发掘过程中专家发现，大堡子山的陵墓坐西向东，墓主头西脚东，与雍城陵园、芷阳陵园、秦始皇陵园完全一样，而长达100多米的中字形墓葬也显示出秦人好建巨陵大墓的特点；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玉器，有的青铜器上明确铸有“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用簋”等铭文。从目前已知大堡子山陵区出土的众多器物中，铭文显示为秦公做器者，在15件以上，说明此处极有可能就是秦公陵园。
1998年，位于大堡子山秦公墓东南方约3公里处的圆顶山上又发现了秦贵族夫妇的合葬墓。礼县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的秦公陵园与贵族墓地的发现，以及西汉水流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证实了西汉水流域的礼县地区是秦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这里应该就是千百年来人们苦苦探寻的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园，也就是西周时期秦人“西垂”的中心区域。
此外，在礼县大堡子山和西山均发现了秦人早期的城址，大堡子山已钻探出夯土建筑基址26处，探明规模最大的一座建筑基址南北长102米，东西宽17米，平面形状呈回字形；另一座东西长70米，南北宽13.5米，形制与前者基本相同。
西山城址被认为是至今发现的秦人最早的城。自20世纪90年代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被盗后，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秦人早期发祥地的秦公陵园，并认为秦人都邑西垂（西犬丘）应在此附近寻找。后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大堡子山遗址不只是单纯的墓地，而是有居址、墓地、高等级建筑和墓葬等丰富遗迹的城址。根据秦人陵随都移的特点，秦国都邑“西垂”及宫殿“西垂宫”应当就在陵园附近，它不但确定了礼县是秦人的发祥地、秦文化的渊源、秦人统一全国的摇篮，同时也证实了《史记》记载的准确无误。
秦公陵园和城址的成功发掘引起了史学界、考古界的巨大轰动，李学勤先生称：“这一发现填补了先秦文化的研究空白”。目前，考古学和历史学众多专家已基本确认：大堡子山秦墓就是秦公墓，其墓主可能是秦庄公、秦襄公或秦文公，秦人第一陵园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人的都邑“西垂”（西犬丘）就在礼县。
西垂是秦人早期的重要都邑，是秦人的重要发祥地，被誉为秦人东向进取的精神原点。“西垂”（西犬丘）和秦人第一陵园两大千古谜团的解开，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空白，为研究秦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葬俗等，了解秦人如何由偏居西垂的牧马族到建国立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使秦人四大陵园区得以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秦人由西垂到雍城、咸阳的发展壮大过程得到了系统可靠的佐证。
近年来，甘肃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境内的甘谷县毛家坪、天水董家坪、礼县西山、清水李崖、张家川马家塬等地先后发掘了多处秦文化遗址，充分证明了秦人自商末中潏“保西垂”至秦文公东迁关中前，其活动的主要范围在甘肃陇右一带，也充分证明了早期秦文化发源于甘肃境内。
延伸阅读
秦器不其簋之谜
簋是盛放煮熟的饭食的器皿，相当于今天的大碗。《说文解字》载：“簋，饭器也，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宴享和祭祀时，以偶数与列鼎配合使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青铜簋器物造型形式多样，变化复杂，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者。商代簋形体厚重，多为圆形，侈口，深腹，圈足，两耳或无耳。器身多饰有兽面纹，有的器耳做成兽面状。西周除原有式样外，又出现了四耳簋、四足簋、圆身方座簋、三足簋等各种形式，部分簋上加盖。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西周时期簋的数量甚多，至春秋中晚期已不再流行，战国以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铜簋盖，高8.2厘米，口径23.2厘米，盖缘饰一周无目窃曲纹，盖身饰瓦纹，圈足形提手，盖顶饰鸟纹，盖铭13行，152字，重文3字，被命名为“不其簋盖”。在甘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而这件青铜簋盖又与甘肃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不其簋盖，原藏晚清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等处，最先著录于清末金石大家徐同柏所著《从古堂款识学》。铭文全文为：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其，驭（朔）方玁狁（猃狁），广伐西艅（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来归献禽（擒），余命女（汝）御追于（洛）。女（汝）以我车宕伐玁狁（猃狁）于高陵，女（汝）禽折首执讯。戎大同从追女（汝），女（汝）及戎大敦女（汝）休弗，以我车函（陷）于艰。女（汝）多禽折首执讯。”白氏曰：“不其，女（汝）小子女（汝）肇诲（敏）于戎工，锡（赐）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不其拜稽首。休，用作朕皇祖公白（伯）孟姬尊簋，用匄（丐）多福，眉寿无疆，永屯（纯）灵冬（终），子子孙孙其永宝用享。铭文大意为器主人不其随从白征伐猃狁，乘胜追击于西，白欲先返宗周献俘于天子，行前勉励器主人继续奋勇杀敌，并赏赐弓矢、臣仆和土地，不其拜谢，为先祖宗庙作器奉祀。
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不其簋盖是“周室东迁以前之器，其出土地必在陕右”。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认为铭文中的“白（伯）氏”是虢季子白盘的作器者虢季子白，“西俞”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俞泉。著名古文字学家陈梦家举出三证：“有秦地名。曰西、西俞，皆在秦境”“有秦方言”及“作器者乃秦赢之后”，推断“此器是西周晚期秦人所作”，“是周宣王命秦庄公及其昆弟五人伐戎之事”，“白（伯）氏”是庄公，“不其”是庄公幼弟。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首席专家李学勤先生认为，不其簋的器主“不其”就是秦庄公其，铭中所记即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使伐西戎一事，不其簋的年代当为周宣王八年（公元前820年）左右，是最早的一件秦人青铜器。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秦庄公名“其”。目前，学界大都认为不其簋盖铭文中的“不其”就是秦庄公；簋铭中的“西”，也就是秦汉陇西郡的西县，即秦人早期都邑西垂，在今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
猃狁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秦汉称匈奴。关于周王室与猃狁的战争，史书和其他的青铜铭文中多有记载。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采薇》《出车》就记载了同猃狁的战争。青铜器中关于猃狁之战的铭文，最著名的当数虢季子白盘。
据《史记·秦本纪》载：“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可见，不其簋盖铭文与《史记·秦本纪》所载内容基本相符，器主应为秦庄公。
关于不其簋盖的出土地，王国维认为“出土地必在陕右”；学者陈梦家举三证落实为秦人所作；李学勤进一步确定“不其”就是秦庄公。北宋时期，甘肃境内出土的秦国青铜器就闻名于世，如欧阳修《集古录》中载有盄龢钟，赵九成《续考古图》载有熊足盘。民国初年，甘肃礼县大堡子山一带出土有一批秦器，如传世的秦公簋等。不其簋盖可能也系清末大堡子山秦墓出土。更为重要的是，若不其簋盖器主为秦庄公，那么不其簋盖的出土地只能在礼县大堡子山一带。
1980年3月，山东省滕县（今滕州市）城郊公社后荆沟村一座西周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簋。这件青铜簋通高26厘米，口径23.2厘米，重8.7公斤，内底部有铭文12行151字，其中重文3字。令人惊奇的是，这件青铜簋上的铭文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盖铭上比器铭多一个“搏”字，而且器铭文字章法与盖铭非常相似，只是个别字的写法略有不同。更令人惊喜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与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口径完全吻合。
从铸造工艺来看，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盖与器铸造工艺有着明显的差别，器的铸造工艺优于盖的铸造工艺。器的铸造精致规整，盖的铸造粗糙，纹饰模糊。从纹饰上看，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的盖与器虽然都是窃曲纹，但是器上所饰是无目窃曲纹，且铸造精良，纹饰清晰，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所饰无目窃曲纹相同。有专家曾对两件青铜器作过考证，认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的不其簋盖与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应为同一器物；山东滕州出土的不其簋盖并非原配，盖内虽有字，与簋体铭文一致，但属于仿刻。有趣的是，墓中还出土有一件仿制的簋，器形纹饰都和同墓出土的不其簋相同，器盖俱全，搭配入葬。
如果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不其簋盖与山东出土的不其簋同为一件器物，那么不其簋的簋身和簋盖为何分离？远在甘肃的青铜器为何会流落到山东来呢？山东的墓葬主人为何要仿制秦国的不其簋？仿刻铭文呢？不其簋的器身与器盖分散，分别在两地出土不仅成为文博界的一件奇闻、趣闻，而这件带有千年历史之谜的器物又引发诸多猜测。
青铜簋是礼器，一般会成套制作，不可能是一件。秦庄公虽称“公”，但是为追称。周宣王因其有功，封为“西垂大夫”，从当时的级别来看，应享受五鼎四簋待遇，不其簋应该有4件。关于同一器物为何在两地出土？有学者认为，可能系不其的后人分散各持器、盖，造成器、盖分离，流传两地；还有学者认为，山东滕州一带属历史上的邾及其附庸小邾，不其簋应是秦邾联姻的结果。成套的礼器目前只面世一件，还有三件簋未出现，这个历史留下的千古之谜，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和学者研究揭开真正的谜底。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