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金尧

“文明”一词是对社会复杂事物的一个整体概括，当人们谈论文明时，其含义非常丰富并且复杂。从大的方面来说，整个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发展史，现代世界仍然可以被划分成几大文明。这些文明都具有宏观的形态，但确实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所以，从微观方面来看，“文明”一词也可以表达细节，比如我们有口号“讲文明，讲礼貌”“讲文明，树新风”，这就是提倡把文明落实到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体现文明。

近年来，一些学术会议基本上都把“文明”列为会议主题，文明研究几乎成为热门。不久前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发布成立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消息，进一步提高了文明研究的热度。在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希腊，设立这样的研究机构也表明中国对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视。

实际上，令人比较困扰的问题是“文明”定义问题。考古学家们认为，文明的诞生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志。这样，有没有文字，就成为文明认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不过，以文字的出现为文明判断的标准，具有局限性。印第安人大多数没有文字，但谁都不能否认印第安人创造了独特的文明。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中东和近东古代文明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文明的真实面貌还没有充分呈现出来。比如四川三星堆考古发掘说明，三星堆文明高度发达，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文字，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个发达的文明应该有更加久远的历史。可见，文字是判断文明的一个重要依据，但不应当是一个必要条件。

文明是流动的复杂整体，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推动文明发展进步。文字的出现是文明发展整个过程中的重要表征，但流动的文明会展示多样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如果文明开化与自然野蛮相对，我倒认为，秩序的形成是文明的本质体现。这种秩序既体现在人的行动和社会交往上，也体现在政治制度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凡是形成秩序的地方，必定出现了文明，而这样的“文明”呈现，与文明中的每一个人有关，人人都是文明的创造者、守护者和传播者。

如此，在中国的文明形态里，“礼”就是秩序的最好体现，而礼器正是“礼”的物质表现。青铜器里有大量器物就是礼器。比青铜器更早的礼器是玉器。良渚遗址中出土的玉琮、玉钺等器物表明，“礼”，即秩序，在5000多年以前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

（摘自《人民政协报》202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