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超和

从民勤县城出发回乡间，我喜欢从红崖山水库西侧抄近道穿过。红崖山下，一道土岭，宽约四米，高约两米，虽被洪流和路径撕开了许多道口子，时断时续，却始终与山体保持一二里地的距离，自东北向西南延伸，像是大地暴起的青筋。

经过风雨侵蚀，土岭顶端有虚浮的土，植物种子在各种机缘下落户安家，它们纤瘦的腰肢或湿活或干枯，在微风中摇曳，仿佛在诉说这方土地深深浅浅的过往。

那土岭就是长城遗迹，乡亲们唤作“边墙”。明代，这一带是防御北元残余势力的前沿。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机动性强，擅长游击战，明王朝不胜其扰，便仿效前朝，因地制宜，筑建长城，以防范侵掠。按照权威说法，这墙体是沙石、黄土间杂干草、红柳枝条夯筑的。为增强墙体稳固性，据说还会拌和糯米汤。

水流冲刷处，沙石土坷凌乱。用来增强墙体稳固性的干草、红柳枝条之类杳无踪迹。那里没有残砖碎瓦，也未曾听说出土过刀枪甲胄，似乎与周遭别无二致。红崖山山石棱角分明，它向长城展现了温情的一面：将长城挡在身后，使长城不至于被风沙淹没。

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河西走廊，这样的遗存不少，它们或驰奔于平川，或潜行于山脚，或盘桓于山腰，甚至雄踞于山顶。

长城并非连续而独立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完整、复杂的体系，包括城墙、敌台、关城、卫所、烽燧等多种设施。我最熟悉的是烽燧。在我出生的小镇境内，“有名有姓”的烽燧就有十数个。自我记事起，长辈们指着那些烽燧反复念叨，终将“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像诗词一样深植于我的脑海。

长城的筑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接力，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相互征伐，掀起了长城修筑的第一个高潮；秦灭六国统一全国，连接和加固战国长城，始有“万里长城”之称；之后，朝朝拓抻、代代修缮，才在苍茫大地上树起了这道抢眼的风景。

因为所在区域和修建时间的不同，每一段长城都有着独特的造型。修建长城讲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建设者在充分利用地形的基础上，有土夯土，遇石垒石。经年累月，它们已与周围的辽阔草原、坦荡戈壁、崇峻山岭、苍茫林野融为一体。

修筑长城的都是孔武有力的汉子。经过长年累月的劳作，他们都已成为能工巧匠。筑垒城墙也是需要技术的，否则，它怎么抵抗得住时光的流逝、战火的蹂躏？

长城横亘，马不可跃，兵不可攀，的确可以起到阻滞游牧民族侵扰的作用。自古以来，西北边陲是男儿建功立业的首选之地，无数人投身军旅，保家卫国。多少难眠的夜晚，戍边将士吹着猎猎朔风、望着寒星冷月、嚼着思乡之情，枕戈待旦。

长城一线，骁将健儿辈出。据考证，民勤人祖上大多是迁徙自江南的军户，或许我身上就流淌着征夫戍卒的精血。这可能就是我在行走中遇到长城总要放慢脚步的原因。

跨越千年，长城已然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道精神图腾，刻在中华儿女的骨子里、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很多人第一次在现实场景里见到长城时，把身体贴在墙上拥抱长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居庸关、八达岭、山海关等处的长城，山石砌垒，高大坚固，扛得住风雨的冲刷，经得起时光的打磨。它们是长城的顶级配置，是豪华版，也容纳了人们诗意的表达。

始建于明洪武五年的嘉峪关是明长城的集大成者。林则徐途经嘉峪关，留下“长城饮马寒宵月，古戍盘雕大漠风。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尽管心驰神往日久，但我至今没有登上过嘉峪关城楼，没有抚摸过悬壁长城。在深沉夜色里，我朝着它们所在的方位张望，并不觉得遗憾——心意系之，总有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