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威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向东的新著《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它试图从新词语和新文学的关系这一角度审视现代中国文学成立的过程。拜读之后，我不揣冒昧地写一些心得。

胡适1916年底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最初，除了“不用典”以外，胡适并没有具体地谈到词汇问题，直到一年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才提出：为了实现国语的文学（即白话文的文学），不妨随时随地“采用文言里两音以上的字”。傅斯年、周作人等也都提出了在词汇上需要撷古补今的建议。胡适以后，言文一致成了新文学标配的语言形式，而词汇与言文一致，乃至文学的国语关系究竟如何？

《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第一章“清末民初新名词的流行与争议”，仔细梳理了社会上对新名词的否定性反应。作者把搜寻的对象扩展到文学性的刊物，时间也延长至现代汉语初具规模的20世纪30年代，提供了更多的例证，尤其是对新名词入诗多有论述，展示了新名词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他主要讨论了新名词、外来词引发的文学本身的变化；“五四作家”所受到的新名词等的影响；革命词语和感觉词语在展示都市现代性上的作用。第六章则聚焦农村题材的小说，从词语特征上进行了分析。由政论到小说再到诗歌，由城市到农村，这些都表明新词语已经渗透到语言社会的方方面面。孔子说“辞达而已”，意思是只要能把想说的表达出来就好，但又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前者是最低的要求，后者是为之努力的目标。文采决定了传播的广度，胡适文学的语言看重的也是这一点。陈独秀说过白话文的普及要有文学家们的支持；普通话定义中的“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等都说明对于文学作品中新的语言形式极为重要，这也是作者这本新著的亮点。

通过该书，我们可以对一些作家或文学作品在新名词使用上的特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英华大辞典》（1908年）对“文学”的定义是：“从某种特殊意义上说，纯粹的哲学和科技性的文章不是文学，无论是纪实还是虚构，以精神为素材，以想象力为形式的文章，才是文学作品的主体。”以精神为素材，以想象力为形式是文学的两大本质，其实现与词语的使用是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了某些作家新名词的使用情况，这与他们文学语言的特点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茅盾之为茅盾，郁达夫之为郁达夫，在新名词上是否有因人而异的个性？再比如，中日近代文学史上都有“新感觉派”，这一派作家在形容词使用上的共性和个性都是饶有兴味的问题。总之，事关文学的语言是什么这一大命题。

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新名词造成了一种新的节奏。复音词的另一个作用是精密描写，应对日益复杂的概念更新。但是，大量的新名词的涌现会不会成为当时读者的阅读障碍，有没有误解？《辞源》（1915年）编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成为古今之津梁，解决新学和旧学的隔绝状态。柴萼在他的《新名词》（1926年）里说樊增祥把“过渡时代”解释为“由此岸达彼岸方及中流之时也。全国之人方半济于风涛之中，半立于崩沙之上，而欲学彼岸之人之坦行捷步”，这种调侃一方面“亦足解颐”，另一方面也说明新词义的普及还在“过渡”中。

张向东教授的新著读后使人掩卷深思。该书中蕴含着继续深入探索的无限可能性，不论是语言研究者，还是文学研究者，都能从中发现自己的新问题。

（《新名词、外来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张向东著，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系该书序言，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