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勃

50年，在人的一生中可不短；50年，忘却了太多的事，却忘不了“百花”。

我小时候喜欢读书，距村子两公里的县氮肥厂门口的报栏，是难得的有文字可读的地方，特别是《甘肃日报》“百花”副刊上的文章，让人看不够。后来知道生产队会计家有《甘肃日报》，就和会计的儿子做朋友，更便于读报了。报纸收藏不了，我的办法就是抄，后来连新闻稿也抄，到初中毕业时已抄了5大本，其中两本保留至今。上大学时，课讲完，老师安排每人写一篇消息，我的文章是班里被老师当范文讲评的。多少有点小激动，却并不意外，要知道在许多同学不知道新闻时，我已抄写过好多新闻稿了。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给《甘肃日报》“百花”副刊投稿。上初一时，春天来了，院子里杏花开得很旺，我就在吃饭的小炕桌上写了一篇《家乡的杏花》，五六百字。从朋友跟前借了个信封，怕人笑，一个人跑到别的庄子的邮电所，偷偷地将装着稿子的信封塞进邮筒，走出去好远，心还在嗵嗵地跳。之后几天，暗暗地看有没有发表。

20世纪80年代，少年的梦想种子在我工作后终于萌发。我被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第一天，适逢“老人节”，晚上就写了一篇800多字的散文诗《金秋的红叶——写给首届老人节》，抄写整齐后，第二天上班发给《甘肃日报》“百花”副刊。一个多月后，一天中午吃饭，在大灶房，一位领导当着众人问我：“今天‘甘报’上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的脸一下子火烧似的烫，支支吾吾地说：“我还没看着。上个月投过稿。”吃完饭，回到办公室一看，果然是我的诗。于是，像记生日一样，记住了自己在“百花”副刊首发文章的时间：1988年10月27日。

很快，县政府机关大院都知道政府办新调来的一个年轻人，在《甘肃日报》上发表了文章。从此，我经常向“百花”副刊投稿，每年都能发两三篇。不过，不是自己完全满意的稿子，我就不敢轻易投出去了。那时投稿全是手写，从写到抄，完成一篇稿子不容易。后来，我的工作单位屡次调整，始终不变的是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如今，我已出版了10余部作品，编演了8部大戏和多个小戏，得过包括“敦煌文艺奖”在内的多个奖项。要是没有《甘肃日报》“百花”副刊的一路扶持鼓励，又哪会有今天的成绩？

时至今日，《甘肃日报》“百花”副刊本色不变，依旧坚守着一方文学净土，为无数心怀梦想的青年搭建了施展文学才华的舞台。“百花”副刊在挑战中的沉着，在喧嚣中的坚持，让人心怀感激，心存敬仰。无数的文学青年，正是攀着“百花”副刊的阶梯，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很幸运有“百花”相伴，和“百花”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