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侯红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古代的国家大事除了战争就是祭祀活动了。祭祀是当时国家意志、人民精神世界的需求，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精神信仰和宗教观。秦始皇西巡有很多未解的谜团，礼县四角坪遗址的发掘有望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
四角坪遗址的发现赋予了我们更多的认知，它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群，是秦帝国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完善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遗址在哪里
礼县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陇南市礼县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山顶外围依山势建有围墙，由于山体滑坡及水土流失，西墙与南墙地表可见，其余仅存基槽。山顶遗址为由多座夯土建筑组成的建筑基址群，中心为面积约900平方米的方形建筑基址，四周为相互对称的附属建筑。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建筑形制规整，错落有序，应是一处大型礼制建筑遗址。
借助考古，我们发现四角坪遗址所处位置的独特之处，西侧距离礼县西山遗址4.5公里，东距大堡子山秦人先公陵区5公里，而四角坪遗址恰好位于两者之间，前者一般被认为是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所在，后者被认为是秦人又一都邑——西新邑所在，由此可见四角坪遗址选址是经前期严格勘查、规划的。
如何发现
2009年，有着40多年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时任礼县博物馆馆长的王刚先生在一次田野调查中偶然在四角坪遗址采集到了秦汉时期的板瓦、瓦当和空心砖。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使他认识到该遗址的重要性，于是很快将情况上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们随即对四角坪遗址进行调查。初次登上四格子山顶，就被一望无垠的大平台所震撼，如此规模的平台足有好几个足球场大小，而且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整个山顶被人工修建的围墙依照山势环绕，形成一道绝美的人工屏障，从远处看，分外清楚，夯层明确，夹板夯筑（古代修筑城墙常用的修建方式）的痕迹非常明显。山顶的大平台被当地居民种植着麦子，但是长势稀疏，大多有些营养不良。山顶视野开阔，四周风景尽收眼底。东侧可直接看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西侧可隐约看见西山遗址。
2012年、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基本确认了遗址内各遗迹的分布规律。2020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组建考古队正式开始对四角坪遗址进行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四角坪遗址不同于考古队之前发掘的居址或者墓葬，而是以建筑基址为主的遗址。因此，针对四角坪遗址的发掘需要有更多建筑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支撑，经复旦大学王辉教授推荐，我们决定邀请曾承担湖北鸡叫城遗址、宋六陵遗址复原项目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教授团队参与发掘与整理工作，并承担四角坪遗址的复原研究。徐怡涛教授坐镇北京，委派其博士生黄青岩常驻工地，和考古队员一起参与发掘并进行相关建筑考古学理念的培训工作。事实证明，建筑考古学介入一线考古工作，为考古发掘带来了新的发掘理念，考古队在注重资料搜集与复原的基础上对发掘区域进行重新认识，在新的认识上对遗址进行初步复原，更科学、更规范、更准确地将四角坪遗址的发掘资料和复原成果向社会进行了公布。
随着多学科研究在考古中的应用不断深化，让我们对历史遗址有了更多的发现和认识，这正是传统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碰撞出的新火花，也是考古的魅力所在。
建筑形制是啥样
历经四年的发掘，现已基本确认了四角坪遗址的建筑形制。我们基本认定四角坪遗址是以中心夯土台为核心，周边长方形、曲尺形建筑为附属，整体呈中心对称的建筑格局。其主体建筑主要是由中心夯土台基及其四边对应的长方形附属建筑以及四角分布的曲尺形附属建筑构成。
遗址的核心区是位于遗址中部的大型方形夯土台。其平面呈方形，边长27.8米，在土台四边各夯筑有两组台阶，每个台阶两侧有素面贴砖包裹。台基边缘外1.8米处发现宽约1米的以鹅卵石铺就的散水，围绕整个中心夯土台。中心夯土台四周紧靠台缘处现存30多处截面为近方形的柱洞，底部均垫有柱础石，说明当时在土台外侧有柱子支撑屋檐。
在夯土台中心位置有一边长约6.5米的方形半地穴式空间，其四角各有一个柱坑，其内包含两个截面为方形的柱洞，半地穴周围四壁中部各有一个柱洞，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该空间内地面铺设素面地砖，部分地砖被切割形成对角线相交的图案，交点位于半地穴中心，交点处被坑（H1）破坏。
在考古发现中，我们注意到地砖砖缝采用了高超的填缝技术，形成了密封的地面，地砖铺设有一定坡度，使得半地穴内地面由四边到中部形成约0.1米的落差。地面上各处叠压多件檐头筒瓦和瓦当，由此可证明此半地穴空间上方露天，没有屋檐，应为建筑中心天井。H1北壁有一节被破坏的陶水管接口，经解剖发现该陶水管向北穿过夯土高台，在其北部散水处将半地穴天井中的落水排出。半地穴空间的四壁残留上下两排整齐排列的铁钉，横向钉在夯土壁上，应为固定壁砖之用，残存壁砖边缘可见填缝材料，经检测填缝剂为生石灰混合少量石英砂颗粒的无机质材料，类似今天的“水泥”。
在中心夯土台基四边外约6.3米处平行分布有长方形附属建筑，四角分布有曲尺形附属建筑，对应位置的附属建筑结构完全相同。长方形附属建筑周围有鹅卵石铺就的散水环绕，其内有两个相对的方形土台，边缘有柱洞，土台外端中部连接夯土矮墙延伸至曲尺形建筑。四角曲尺形附属建筑周围亦有散水环绕，台基边缘有柱洞，曲尺形六边各有一级空心砖踏步。台基上有若干规律分布的扁平状青石，推测应为室内立柱的础石。曲尺形建筑的功能应该是连接两边的长方形建筑，同时还要兼顾外围次一级附属建筑的连接。各建筑散水周围均铺设回纹地砖，各台基周边散落着瓦砾堆积。
出土哪些“宝贝”
四角坪遗址以建筑遗存为主，在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有瓦当、板瓦、筒瓦、空心砖、铺地砖等。因为遗址保护以及后续展示利用的要求，并未全面揭取，因此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目前采集较为完整的瓦当30余件，筒瓦板瓦（含残破）500余件。具体数据还在统计中。
板瓦与筒瓦是古代建筑覆盖屋顶瓦的一种，主要用于阻挡雨水渗透、遮阳等。板瓦呈略有弧度，由筒形坯四剖或六剖之后烧造而成。筒瓦呈筒状，由筒形坯二剖之后烧造而成。板瓦使用时仰置在屋顶上，缝隙间可覆盖筒瓦，构成筒瓦屋顶。四角坪遗址出土的板瓦与筒瓦形状基本相同，内壁是麻点纹，外壁多饰绳纹。部分板瓦带有戳记，因年代久远多已磨损不清，个别能识读的字多为工匠名，应该是秦汉时期“物勒工名”的体现。
瓦当作为我国古代建筑中覆盖于建筑屋檐头的筒瓦前端的遮挡，主要的功能是美化、防水、排水，以保护檐头、延长建筑使用寿命，集实用性和装饰性于一身。四角坪遗址出土瓦当多为双界格线四分云纹瓦当，瓦当从形制到尺寸相差不大，仅在细节处理上呈现几类变化。
空心砖，秦汉时期多用于铺设地面或者作为踏步使用，呈长方体，内部中空，平面一般饰几何纹、乳钉纹、方格纹等。四角坪遗址出土的空心砖主要用于中心夯土建筑及四角曲尺形建筑周边，一般作为台阶的材料使用。这些空心砖的宽度、高度尺寸基本一致，在使用时根据不同的位置对长度进行切割和拼接。
铺砖有几何纹方砖和素面砖两种类型，几何纹方砖用于各建筑散水四周的包边，它们的花纹、尺寸均保持一致；素面砖用于半地穴空间的铺地、墙壁贴面及台阶包边等位置，相同位置的素面砖同样保持统一的规格。
四角坪建筑遗址出土遗物规格、纹样统一，体现出该座建筑建造时具有成体系、成规模的构件制作规范；同时也可以看出建筑构件遗存所处时代一致，也未见明显的后期使用或修缮痕迹，可推测其沿用时间短暂、性质单纯。根据出土建筑材料的特征和制作工艺，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判断，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
发掘的重要意义
四角坪遗址建筑组群整体主次分明，相互对称、规划严整，根据出土建筑材料的特征和制作工艺，我们认为四角坪遗址应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该建筑群整体呈典型的中心对称格局，体现了极强的礼仪性，推测为一处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其建筑形制与汉代德阳庙以及王莽九庙等礼制性建筑样式极为相似，推测其应与秦代宗庙等礼制性建筑关系密切。
结合文献资料，秦始皇东巡之前，在统一全国次年进行过一次西巡，所到区域为秦的北地郡（今平凉、庆阳等地区）与陇西郡（今天水、陇南、定西等地区），礼县地属陇西郡，作为秦人的发祥地亦在巡视范围。
我们初步认为，四角坪遗址可能是为始皇帝西巡准备的祭祀场所。四角坪遗址是国内罕见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礼制性建筑群，是秦帝国时期的标志性建筑，完善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体系的链条，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该遗址的建筑模式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宗庙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两汉时期德阳庙、王莽九庙等建筑的风貌，具有极强的礼仪性，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主要收获有哪些
四角坪遗址在发掘过程中始终坚持传统田野考古发掘与建筑考古学、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理念，制作相应的器物登记表，对出土文物进行现场RTK采点记录，重要遗迹进行三维建模，全面留存数据，为该建筑群复原工作做好资料储备。
根据建筑遗址现场遗留的平面信息，结合秦代度量衡标准器尺寸，我们发现四角坪遗址各个建筑的尺寸完全符合秦代尺寸的标准：中心夯土台为边长约合秦尺120尺（即12丈）的平面方形建筑，四边各两座宽约10尺的踏道，踏道所在的入口开间均为20尺；四边所对附属建筑为两座方形夯土台组成的，平面总长约80尺、宽约25尺的建筑；四角曲尺形建筑外侧两边长50尺，宽度约合20尺——可见四角坪遗址在营造之初，应当经过严谨的规划布局，才形成如今所见的中心对称格局。
四角坪遗址考古发掘是早期秦文化项目的延续。2004年，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了解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早期秦人的都邑和陵墓、探索秦戎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成立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组，并组建了联合考古队，截至目前已经20周年。二十年来，我们的脚步踏遍了渭河及西汉水流域的山山水水，攀登了一座又一座高峰；二十年来，我们精诚合作、不懈探索、潜心研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读懂如意甘肃·解码文化基因”甘肃历史文化研究与传播专项课题《实证——考古视野下的甘肃秦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23YB00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