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和市场经济的成长繁荣，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推动农村产业发展兴旺从而使农民过上富裕生活，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崭新课题。为此，重新思考来自乡村实践的鲜活经验，应该说不无裨益。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书，就是这样一个生动具体的经验文本。从2000年开始，作者和同事尝试探索一条通过项目援助，来实现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探索的过程中，最终成功走出了一条乡村发展的希望之路。该著是作者20年来在基金会所经历的典型乡村项目实践，以及乡村发展思考的记录。通过这些记述可以发现，是市场、合作和农民习惯这三个因素的良性互动，生成了乡村振兴的故事。

一

刘文奎记述的所有实践故事，都提出了市场机制的命题。大凉山项目带给他的一个重要反思就是，要培育村庄的市场参与能力，而不是单纯依靠外部资源来堵住“贫困漏斗”。打造旅游度假精品的百美村宿项目和推行网络销售的善品公社项目，引入了经营主体与村庄合作，自然也离不开网络时代的市场发展机制。事实上，只有与市场对接，乡村发展项目才能走向成功。至于民乐村和甘达村的项目，则是在市场机制之外，鲜明地提出了农民合作发展的问题。这说明，合作理念能否真正推行，也是事关乡村建设成功与否的基本问题。

在刘文奎重点讲述的民乐村故事中，农民习惯是非常突出的议题，其与市场和合作理念的碰撞与交融，值得认真分析。一开始，民乐村村民对于基金会成立合作社的计划表示反对。原因之一是，这让他们联想起大集体时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村里一家集体养鸡场经营失败的经历。显然，村民基于自身历史经验产生了某种特定习惯。为了转变村民的观念，基金会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访谈调研、召开村民座谈会等方式，向他们宣讲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思路和理念。之后基金会又组织村民代表外出参观学习，实地了解农村股份合作经营模式及其成效。有了成功案例的激励，基金会趁热打铁组织村民就发展合作社进行讨论和培训。村民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一些新习惯逐渐产生，合作社最终建立起来。

市场和合作机制的正常运作还呼唤其他方面的新习惯，这对村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民乐村合作社的产业项目，包括规模化引进的食用菌种植和獭兔养殖项目，后来皆以失败告终。这里面固然有项目合伙人的局限和基金会操之过急的缘故，但村民观念转变不完全也是重要原因。在菌厂项目实施过程中，村民的一些旧习惯，比如被厂子租用了土地的村民强行要求厂方聘用自己、不顾合同约定提出不合理的提高租金要求，都曾给项目的维持和发展带来困难。这说明，旧习惯如果没有改造为履约新习惯，就会对市场和合作机制产生冲击。

二

在运作初期，甘达村合作社就通过运输队项目获得了可观的收益；随之合作社抢抓机遇，申请客运线路经营，试图实现运输队的转型；接下来又开始尝试做大宗批发生意，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发展过程中，由村庄带头人担任理事长的合作社，基于良好的治理机制和妥善的管理，不断累积能量，投资开发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虽然收益可观，但合作社没有短视地把收益全部分掉，而是始终保留一部分用于新项目的储备资金。而理事会的成功换届，则说明合作社的接续发展有了制度保障。显然，合作社已经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它的健康成长，带动了整个村庄的经济发展。村民收入增加了，对未来也更有信心。

在甘达村的故事里，带头人实际上成为市场和合作机制与农民习惯之间形成良好互动的关键中介：带头人开展工作的基础是农民的信任，这是熟人社会里农民的一种旧习惯；身负农民期望的带头人会把压力转化为奋力开拓市场、强化团结合作的动力；为实现盈利发展，带头人就必须遏制和改变农民的某些旧习惯，引导他们产生接纳市场和合作机制、稳固确立维持两者正常运作发展所要求的新习惯，而农民出于信任往往对此予以配合。由此不难发现，在市场和合作机制被坚持下来的同时，农民习惯的内涵也得到了充实，这反过来又能推动前两者的健全和完善。三种要素的良性互动和反馈，开辟出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广阔前景。

根据不同乡村的资源条件，基金会推出了百美村宿项目和善品公社项目。前者利用乡村的建筑与文化资源打造旅游度假精品，吸引城里人到农村来体验山水风光和乡村文化；后者则是组织农民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再通过网络平台与消费者建立联系，从而把乡村物产送到城市。两个项目在许多村庄落地，都获得了较好的成效。

刘文奎的一系列记述，给我们揭示了乡村发展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市场、合作和农民习惯及其互动关系。进而告诉我们，只要三者良性互动，就能创造并维持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生成乡村振兴的动人故事。因此，有理由相信，乡村振兴及可持续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宽，农民生活也会更加富裕美好。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刘文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