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
“龙年”自然要说说龙了。早在先秦,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将干支纪年之十二地支里的“辰”与“龙”联结起来,这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上就可以找到明证。而在与十二地支相对应的十二种动物中,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犬、豕这十一种都是真实存在的动物,唯独龙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神灵”,但它是中华民族祖先敬畏的昊天形象化之物。盖因先民信仰天道,认为天主宰人与万物,然而天是无形的,“其大无外”(《庄子》);“道”又是“惚兮恍兮”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为了把握“道”的“周行不殆”的规律,先民将生产生活中的很多认识都以符号式来记录,从而“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察天象,以了解时序的变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以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天下)。“人文”与“文化”的概念和思考便开始指导先民的社会了。
先民用最简单的两个符号,来表示天地万物“一阴一阳之为道”,又用其三叠的卦象符号,来表示“三才”——天、地、人,由此组合成八卦——乾天、坤地、巽风、震雷、艮山、兑泽、离火、坎水八种符号,又加为六叠的六十四个卦象符号,并分别附上卦辞和爻辞,用“形象思维”的文字来表述“抽象思维”的三才规律。在这六十四卦中,当然要将最敬畏的天——乾列为首卦,其符号称“六爻”,每爻都附之以爻辞,于是龙的图腾文化出现了。先民用心目中有形象的“龙”,来表述无形无象的乾天之道;用七段“龙”在天地间的生态变化,来表述天道于不同时空境况下的变化。例如第一爻“潜龙勿用”(潜伏的龙还没遇到展用才能的机会),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飞腾在广阔的天空,正是利于大有作为之人出现的时刻)。
乾卦“六爻”皆阳,先民遂将动物中极具阳刚之美的“部件”——巨蟒之身、骏马之姿、猛虎之肢、雄鹰之爪、大兽之头、巨鹿之角、猛兽之须毛……共同聚合成人们随处可见的飞龙、坐龙、卧龙、盘龙的形象。
当然,这尊中华民族公认的龙,其形象是有一个演化的过程的。六千年前的彩陶上那似蛇非蛇的龙,红山文化的“C”形无肢的龙、平嘴短首的“猪龙”,还有河南濮阳的蚌塑龙,它置于“东白虎”的对面,自然是“西青龙”的明证了!至于汉、唐、宋以降的诸龙形象,基本定型,今人一目了然。
既然龙在中华文明中成为至高无上的图腾形义,也就意味着它是最上乘的比喻。司马迁的《史记》曾载孔子拜见老子,聆听老子的教诲,事后他对弟子们感叹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竟是孔圣人心目中的龙啊!
总之,千秋以来,龙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由此衍生出的丰富多彩的龙文化,尽可放笔成书,挥洒成画。仅见于文学作品中的龙,就不胜枚举,但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说书艺人们在《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一回中,借曹操之口对刘备所述的那个“龙”:“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如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言辞掷地有声,一口气诵读下来,又何其壮哉?
(摘自《北京晚报》2024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