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正平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甘肃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兰州地区的革命力量损失惨重。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陕西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领导西北各地党组织开展武装起义，进行革命斗争。兰州地区的武装兵暴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西北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谱写了党在甘肃武装斗争的光辉篇章。值此“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特别推出此文纪念那些在峥嵘岁月中，为民族独立和解放，甘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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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甘肃当局疯狂“清党”，党的骨干遭屠杀、监禁和缉捕，大批党员被迫转移，党在兰州的组织活动陷入停顿。1928年3月，甘肃督署军法处在兰州逮捕了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丁尚谦、陈炳章、冯玉洁、窦香菊、焦亚男等17人。同时，通令缉拿张一悟、王孝锡、胡廷珍、杨和鑫等31人。4月20日，为防止所谓“共党阴谋煽乱”，国民党甘肃省主席刘郁芬电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兰州地区的革命力量损失惨重，革命基础遭到破坏，整个兰州地区陷入了血雨腥风之中。
中共陕西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陕甘各地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于1930年前后，相继秘密指派一批具有公开军职的青年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兰州地区。1930年秋，国民党王子元、石子俊部进驻兰州、靖远一带，张东皎、高岗等共产党员随军来兰，并在王子元部建立了团党委，下设特支、军官支部、士兵支部三个支部，是为首批来兰的共产党员。1931年11月，为解决“雷马事变”，杨虎城派所属孙蔚如十七师入甘，进入兰州后，孙蔚如就任甘肃宣慰使。在孙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孙作宾等随军来到兰州，这些党员大部分集中在师属军官学校，并建立了两个基层党组织，是为第二批来兰的共产党员。1931年底，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在兰州成立，邓宝珊任主任。该部有共产党员葛霁云、周益三、邓鸿宾、陈云樵、杨子实、杨嘉瑞等人，分布在行署机关和步兵学校，是为第三批来兰的共产党员。这几部分共产党员总数近200人，构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兰州地区的主要力量，也是兰州地区举行武装斗争的主力阵容。
随军到兰州的共产党员着力开展兵运活动，筹划武装起义。1932年1月，孙作宾和李玉清、常黎夫、马豫章等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甘肃宣慰使署点验小组的名义到靖远点验王子元部，并将其改编为甘肃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4月，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领导靖远暴动，建立革命武装和以靖远为中心（包括兰州地区）的革命根据地。5月5日，由于有人告密，王子元突然扣押了副旅长、共产党员张东皎和营长、共产党员王儒林。情况万分紧急，吕振华营和教导队一部分被迫提前起义。起义部队集合于靖远打拉池，改编为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向海原方向前进，在崛吴山被国民党军打散，第一次靖远起义失败。5月下旬，谢子长、杜润滋、张东皎、王儒林等返回兰州，在省城为兵暴奔走。谢子长通过邓宝珊部的共产党员筹集到一批武器，又截获了一批军装机械，在兰州联络了50余人，用羊皮筏子沿黄河运往起义地点。5月30日，谢子长、焦维炽再次组织起义，在靖远水泉堡成立了200余人的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焦维炽任政委（在兰州），下设一、二、三支队。6月，三个支队又合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王儒林、杜润滋任司令和政委，在靖远、海原、会宁、榆中、景泰开展游击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游击队寡不敌众，接连失利，张东皎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游击队被迫向海原方向转移。转战期间，部队扩编了第四支队，孙作宾任司令兼政委。经过几次战斗，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部队化整为零，潜伏活动。至此，靖远两次兵暴宣告失败，这也是党在兰州地区首次武装起义尝试。两次靖远兵暴虽然失败，但它是这一时期党在甘肃发动的较大的武装起义，使革命烈火在陇原大地熊熊燃烧了起来，掀起了甘肃武装斗争的高潮。
靖远两次兵暴受挫后，于1932年3月成立的中共兰州特别支部研究分析实际情况，认为党员分散的状况应有所改变，希望陕西省委加强对甘肃工作的领导，决定由杜润滋返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甘肃及兰州地区党的情况，请示如何开展工作。陕西省委认真听取了杜润滋的汇报，依据当时斗争形势，决定在兰州成立中共甘（肃）宁（夏）青（海）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三省党的工作。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甘宁青工作成为最严重的问题，省委现仅派一名同志到兰州，在当地成立特委，建立青海与宁夏工作……”。1932年11月，共产党员吴鸿宾、王建三来到兰州，与孙作宾、常黎夫、马豫章、李慕愚、杨嘉瑞、周益三、邓鸿宾、葛霁云、崔振山等接上关系，传达了陕西省委的指示，开始筹建中共甘宁青特委。1932年年底，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军委书记，常黎夫任组织部长（后改任秘书长，马豫章接任组织部长）、王建三任宣传部长（后李慕愚接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广武门菜根香酱园、辕门印依轩照相馆、木塔巷山东会馆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地点，特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三省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开展兵运工作；开展统战工作，争取甘肃国民党党政军进步人士的帮助和支持。同时，确定工作区域重点在甘肃，青海、宁夏做好联络、情报工作。中共甘宁青特委的成立，标志着党领导的兰州地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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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甘宁青特委建立以前，兰州地区党员主要分散在国民党省政府、行署和军队系统中，一些同志还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如靖任秋担任孙蔚如部队中校参谋，李玉亭担任孙蔚如部电台台长，崔振山任兰州警察局二分局局长。其他如孙作宾、常黎夫、蒋瑞青等都在军队和政府中担任要职。驻守靖远的王子元旅中，曾有共产党员担任副旅长、团长、营长等要职，两次靖远兵暴失败后，这些同志大都牺牲了。此时，在兰州地区约有100名党员，他们的活动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特委一经成立，立即着手整顿党组织，在兰州成立了两个军队支部、一个工厂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与此同时，特委大力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利用葛霁云和邓宝珊的上下级关系、邓鸿宾和邓宝珊的堂侄叔关系、孙作宾和孙蔚如的亲族关系，同国民党军政界要人孙蔚如、邓宝珊、续范亭、杜斌丞、杜汉三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进一步开展兵运和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加深，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形势迅速发展。1933年初，特委决定组织一支抗日武装，以建立革命根据地，适应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靖远起义失败后，王儒林隐蔽在宁夏一带，特委决定利用他在靖远一带的影响和威信，将前两次兵暴失败后流落、潜伏在靖远一带的游击队员重新组织起来，成立抗日义勇军。王儒林返回兰州后，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为他在邓宝珊部谋得了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职务，公开到靖远招兵买马。王儒林、李慕愚等人到靖远后，在靖远北湾设立了招募办事处，公开挂牌招募人马。潜伏的游击队员闻讯后，纷纷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携枪持刀，结伴来投，一个多月时间，招募了百余人。1933年3月，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榆中园子岔正式成立，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薛宝山任副总指挥，张子明任参谋长。义勇军初建时，编制为一个大队，杨得胜（藏族）为大队长，下属三个中队。义勇军利用甘肃行署准许他们“自行解决粮草”的许诺，公开宣传抗日救国，号召农民加入义勇军。义勇军还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恶霸，扩大了义勇军的影响。局面打开以后，李慕愚回兰向特委进行汇报，特委遂派军委书记孙作宾到部队加强义勇军的领导工作。为扩大力量，补充装备，义勇军派薛宝山到兰州筹集弹药粮草，同时，又派人到农村组织群众。在义勇军将士的艰苦努力下，队伍得以迅速壮大，由一个大队扩编为步、骑兵两个大队，吕振华任步兵大队长，杨得胜任骑兵大队长，游击队发展成为一支近400人的队伍，声振甘肃全境。
面对义勇军日益壮大的大好形势，特委于1933年3月底在印依轩照相馆召开秘密会议，吴鸿宾、孙作宾、常黎夫、李慕愚、马豫章参加会议，讨论在兰州地区党的力量较强、条件较为成熟的驻军中发动兵暴，以配合和扩大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决定从孙蔚如的军官学校、邓宝珊的学兵队、水北门守军等部队中拉出四至五个连队，举行兰州兵暴。由于在兰州警察局交通分局当交通警察的贺晋年，与水北门城楼守军排长柳明山私交甚好，又基本掌握守军三个班的二十几名士兵的思想状况，因此，特委决定由贺晋年负责水北门城楼兵暴。贺晋年等人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进行兵暴的准备工作。1933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贺晋年带领崔仰亭、李培青等同志悄悄摸上了水北门城楼，在守军排长柳明山的积极配合下，控制了城楼。为了扩大战果，贺晋年派崔仰亭等去缴桥门楼上守军的枪，由于惊动了敌人，城内顿时枪声大作，贺晋年等人率二十几名起义士兵，穿过黄河铁桥，直奔皋兰后长川同义勇军会合，被增编为步兵一个大队，贺晋年任大队长。水北门兵暴虽然取得初步战果，但是，由于组织不力，又惊动了敌人，作为兰州兵暴组成部分的其他几处兵暴，除邓宝珊的学兵队常志云一人隔墙扔出五支步枪外，其余均未行动。兰州兵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义勇军的迅速壮大，尤其是省会兰州水北门兵暴的发生，不仅震动了西北，且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极大恐慌。4月中旬，蒋介石亲命兰州和青海、宁夏驻军组成甘宁青“三省联军”，“限期消灭”义勇军。以青海马步青的马二虎黑马队，宁夏马鸿宾的三十五师一○五旅冶成章骑兵部队，兰州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的袁福昌骑兵团，和靖远的李费清骑兵营，绥靖公署的张绍武骑兵连等组成联军，气势汹汹地向义勇军扑去。4月下旬，义勇军在皋兰红砂岘一带，和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激战。战斗空前惨烈，野蛮、凶残的敌人成群结队，挥舞大刀，不断地向弹药缺乏、装备极差的义勇军冲去。义勇军血战竟日，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最终失败，近300余名将士捐躯疆场。李培青等36名指战员被俘，后除王儒林、贺晋年等在押解途中脱险，孙作宾、李慕愚等经营救获释外，郝新亚、吕振华、史梧亭等人在兰州英勇就义，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失败了。
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兰州地区即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一批身份暴露的共产党员相继离兰，张德生和梁干丞先后从宁夏到兰州参加特委的领导工作，梁干丞任军委书记，实际负责特委工作，张德生接任组织部长。由于甘肃连年兵变和政潮不断，当局加强了其反动统治。面对这种形势，特委改变了过去死打硬拼的做法，采取更加隐蔽及长远的方式开展兵运。特委派党员深入敌军中，分化瓦解军心。梁干丞组织党员王建三、谢冠军等，编印各种传单，宣传革命思想，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同时，也在极短的时间里稳定了党组织，巩固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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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初到1933年5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党在兰州地区组织发动了数次兵暴，并组织起规模颇大的西北抗日义勇军，虽然均因种种原因而遭到失败，但是，这几次兵暴，揭开了兰州地区党的历史上崭新的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一，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兰州地区的兵暴和全省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互为推动，将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推向了高潮，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特别是一扫大革命失败后兰州地区的沉寂局面，在白色恐怖中，给兰州人民带来了一线光明。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歼灭了不少前来“围剿”的敌人。兵暴大都发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大大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其中有些军队几乎陷于瓦解。兵暴也分化了敌人，加剧了国民党阵营中的矛盾和争斗。兰州地区的兵暴，历时之久、次数之繁、参加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兰州及甘肃党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尤其是在敌人统治力量十分雄厚的兰州城发动了水北门兵暴，影响更大。起义的将士们打土豪、分田地，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地留在了兰州人民的心中，扩大了党的影响。如1936年，红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过黄河时，就得到当地人民群众极大支援。
其二，锻炼培养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壮大了党的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这一时期，兰州地区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客籍居多，他们虽来自他乡，但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熟悉敌情，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发动暴动。他们不畏强敌，忠实地执行了党的决议，很多人英勇捐躯，是兰州地区党组织斗争最为残酷、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阶段。但是，通过发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通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使一大批党的政治、军事干部在斗争实践中逐渐成熟，成为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以及陕、甘等省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很多同志通过在兰州地区武装斗争的实践，成为日后兰州地区和甘肃党组织的主要骨干。同时，在起义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壮大了党组织，通过“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等宣传，在兰州、靖远等地的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在靖远力量的大发展，不少进步青年如张生强等纷纷投奔延安，与这一时期武装起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其三，鲜明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发挥了宣传发动人民的作用，促进了甘肃反蒋抗日形势的发展。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1932年10月25日《陕西省委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中就指出，要立刻在士兵中进行反帝运动，组织士兵反日会和反帝大同盟，进行广泛的反日反帝及反国民党的斗争。甘宁青特委领导的武装斗争，高举抗日的旗帜，发挥了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作用。甘宁青特委建立后，把动员人民抗日作为武装斗争的中心之一，将武装力量命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把有抗日积极性，但仍处在分散的、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和群众聚集、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武装斗争中鲜明地打出抗日的旗帜，进一步推动甘肃各地反蒋抗日形势的发展。
其四，有力推动了党的民族工作，加强了民族团结，奠定了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甘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民族矛盾一直比较尖锐。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军阀趁乱渐成气候，为了达到其称霸西北的目的，极力挑拨民族矛盾，实行民族压迫，使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党中央对开展甘肃的民族工作十分重视，1932年8月1日，中央在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中指出，要重视民族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对甘肃的民族工作也十分重视，特地派回族党员吴鸿宾担任甘宁青特委书记。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兰州地区的党组织注意宣传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参加革命斗争。西北抗日义勇军就是一支由汉、回、藏等各族人民群众组成的革命武装，少数民族杨得胜还曾任义勇军大队长。在斗争中，党组织积累了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后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兰州地区中共回民支部的成立、不少少数民族的进步青年投奔革命、党在甘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等，都和这一时期党积累的民族工作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另外，兰州地区的武装起义和全省其他地区的起义相配合，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从而减轻了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压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兰州地区的兵暴，贯彻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打破了大革命失败后兰州白色恐怖的沉寂局面；起义部队英勇奋战，震慑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激发了人民群众革命热情；是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在甘肃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