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丽霞

十六国时期，在今天的河西地区曾先后出现过五个以“凉”为国号的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和北凉，历史上称之为“五凉”。除西凉外，其余四凉曾以姑臧（今武威）为都城。因此武威又有“四凉京华、河西都会”之称。五凉共存在129年，当时的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凋敝，而以姑臧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因此在儒学、佛学、城市建设、石窟艺术等诸多方面均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创造出了“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曾经提出五凉文化“上继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之一。

五凉政权中存在时间最长、对五凉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是汉族人张轨及其后代所建立的前凉。前凉始于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以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为界，前期为前凉的发展、繁荣时期；公元353年以后，由于内乱不止，逐渐走向没落，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前凉为苻坚所灭。

前凉在张骏（公元324—346年在位）统治时期国力达到鼎盛。当时由于“士马强盛、刑轻国富”，西域诸国也纷纷臣服，其疆域一度领有今天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为管理西域广大地区，前凉依照西晋旧制，在楼兰（今新疆若羌）设西域长史，在高昌（今吐鲁番）设戊己校尉，以管理这些地区。至此，前凉的国力、经济、文化走向繁盛，成为当时中国北方除石勒建立的后赵以外最大的割据政权。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张骏之子张重华病逝，张重华年仅10岁的儿子张曜灵继位。张重华庶兄张祚乘机杀死张曜灵，夺取王位。一年以后张祚被杀，不久，张祚弟张天锡又伺机夺位。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苻坚大军攻至姑臧，张天锡“素车白马”投降了前秦，后被送至长安。至此，前凉灭亡，共传9主，存在了76年。

自20世纪初开始，不断有国外探险者在曾经的前凉统辖地——今天新疆的若羌、吐鲁番等地发现前凉文物。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的武威旱滩坡、辛家河滩、金沙赵家磨；张掖高台；酒泉丁家闸；敦煌佛爷庙湾、祁家湾；玉门金鸡梁以及新疆若羌、吐鲁番等地也陆续发现前凉时期的墓葬及文物，这为研究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几件散落在国内外的前凉文物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李柏文书

李柏文书由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于1909年在新疆楼兰遗址发现，现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这些文书写于麻纸之上，保存完整的有2件，在龙谷大学图书馆编号分别为538A、538B。2件均长23厘米，宽分别为27厘米和39厘米。另有残件39片，编号为8001-8039。文书上的笔迹虽带有隶书的笔意，但已显露出东晋流行的行书风貌。

李柏文书在发现之后就轰动了当时的国际考古界。原因在于这些文书是前凉时期唯一一位有史书可考的历史人物李柏的书信遗迹，他也是目前为止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仅有的一位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人物。

那么，李柏是谁？其文书的发现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呢？根据《晋书》《资治通鉴》等记载，李柏是前凉张骏时期派往楼兰的西域长史。张骏统治时期，高昌（今吐鲁番）戊己校尉赵贞起兵反叛。为此，张骏先后派西域长史李柏、沙洲刺史杨宣率兵平定赵贞叛乱。取得胜利后，于当地重新设置了高昌郡。而保存完整的2件李柏文书正是李柏写给当时西域焉耆王龙熙的信函草稿，其内容正与前凉讨伐戊己校尉赵贞，平定高昌有关。

目前，日本及国内学者对这些文书仍在不断的研究中，例如编号为“大谷文书8001号”的李柏文书虽仅余9个断行，经故宫博物院王素研究后指出，这件文书也为李柏所写，是李柏写给沙洲刺史杨宣的书信。

作为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李柏文书的发现显得极为珍贵，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新疆除楼兰古城外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被日本定为仅次于“国宝”的最高端文物。

古粟特文信札（Ⅱ号）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8封粟特文信札，现藏于英国图书馆。其中的Ⅱ号信札是最长的一封。这封信札以墨书写于纸上，长41.5厘米，宽24厘米，里层用丝绸包裹，外包装是麻织物，并有墨书字迹。

粟特，为西域古国之一。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处中亚阿姆河中游两岸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粟特人是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斯坦因在发现这些古粟特文信札后，一直认为其年代应该在东汉，即公元105年—137年间，直到1948年，英国学者亨宁才解读了这封Ⅱ号信札，提出其年代可能在公元312年或公元313年，即西晋永嘉年间。

作为目前幸存的最早的粟特文信札之一，粟特文Ⅱ号信札由于内容丰富，也引发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与争论，其争议点主要集中在信札的书写地点与时间上。

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通过对大量汉文史料对照研究后指出，这封信札是西晋时期一个大型粟特商团首领纳尼班达在姑臧（今武威）所写的、寄往当时粟特国国都撒马尔罕的信件，其写信时间当在公元312年，这一论断目前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公元312年为西晋永嘉六年，此时正是前凉张轨统治河西时期。并且根据这封信札内多次提到的由姑臧向内地派遣商队的情况，陈国灿分析，前凉时期的姑臧可能是粟特商队的大本营，当时的姑臧城内应驻有粟特国的大型商团，这里是他们在中国经商的基地，在这里他们把来自中亚的大麻织品和毛毡销往中国内地，又把来自内地的丝绸和香料送往西域。

粟特文Ⅱ号信札是研究前凉时期姑臧地区兴盛的商业贸易的重要资料。

郭富贵衣物疏

郭富贵衣物疏的具体出土情况不详，现由美国伊利诺伊州麦克林氏收藏。其内容目前仅见于河南大学张立东发表的《美国伊州麦克林氏所藏前凉郭富贵衣物疏》一文。

衣物疏木质，保存基本完好，长37.2厘米，宽6.5-6.9厘米，厚0.6-1.1厘米。衣物疏在墓中的主要作用是记载墓主随葬衣饰和物品的名称及数量。由于保存较好，此衣物疏上的字迹至今清晰可辨。衣物疏背面有“和平元年姑臧阴汉妻郭富贵”字样，据此内容可知这件衣物疏为前凉姑臧（今武威）居民阴汉之妻郭富贵亡故后的随葬衣物疏，且极有可能出土于姑臧（今武威）。

郭富贵，其生年不详，卒于公元354年，亦即衣物疏中所记载的“和平二年”。而郭富贵衣物疏上最为珍贵之处就在于“和平”这一年号的出现。“和平”为前凉张祚改元后的年号。据《晋书·张轨传》记载，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前凉张重华病逝，年仅10岁的儿子张曜灵继位，张重华庶兄张祚乘机杀死张曜灵，于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称帝，改元“和平”。

早期有关前凉张氏统治时期所使用的年号方面，国内学者在对发现于今新疆若羌、吐鲁番等地的前凉资料研究后指出，前凉在张氏统治时期并未如现有多部历史年表中记载的在前凉各王统治时期使用了建元改元后的年号，而是使用了两晋时期的年号，如“建兴”“升平”等。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又陆续发现前凉时期还曾使用过“咸康”“咸安”等东晋年号。因此，国内学者对前凉张氏统治时期在年号使用方面认为，在前凉统治的七十多年间，其统辖范围内所使用的均为两晋年号。

而郭富贵衣物疏上“和平”年号的出现，说明在前凉时期，张祚改元的“和平”这一年号也曾在前凉境内使用过。这在前凉年号考古方面尚属首次发现。

升平十三年金错泥筩

1966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在西安征集，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泥筩青铜质地，外形竹筒状，筩盖已失，通高11.7厘米。下有三马蹄形短足，筩身饰有金错纹饰。纹饰五层，口沿部分为一周花幔形垂幛纹，下为呈“S”形的连续卷云纹；中部一圈神兽纹饰，分别为龙、虎、豹等。神兽皆细腰长脊，昂首翘尾，作腾跃状；最下层分饰一圈卷草纹与三角纹。整个器物制作精致、华美。筩身中部有三个圆耳，中间一耳略低于其他两耳。泥筩底部有金错铭文47字：

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筩

升平十三年十月凉中作部造

平章殿帅臣范晃督

臣綦毋务舍人臣史

融错匠邢芶铸匠王虏

据铭文上“升平十三年”字样，此泥筩铸造于升平十三年。“升平”，为东晋穆帝年号，升平十三年，亦即公元369年，为前凉末主张天锡执政时期。另据铭文中“灵华紫阁服乘”和几处“臣”等字铭，推测此泥筩应是张天锡时铸造的皇宫用器。

泥筩，为贮藏封泥之筩。封泥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椟函封缄的凭证。由于封泥使用时需“柔软可塑”，这就需要严密的贮藏环境。而泥筩多有盖则可使封泥保持一定的湿度，减少水分蒸发。并且，由于身份的不同，所用封泥颜色也有不同。《汉官仪》中记载：“所谓天子玺书，用武都紫泥封。”说明皇帝所用封泥为紫泥，以显尊贵。据《晋书》记载，前凉自张骏后期开始所使用的服饰器具已经完全是仿照皇帝使用的规格、用器。这件泥筩既为前凉皇宫用器，很可能为贮紫泥之筩。

泥筩制作使用了金错工艺。金错，即所谓的错金。这种工艺要经过铸造、錾槽、镶嵌、磨错等一系列程序，其工序繁复，其中的錾槽、镶嵌需要极高的技艺。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这件泥筩上的金错纹饰依然熠熠生辉，反映了前凉时期错金工艺水平之高。并且在泥筩铭文中还记载有融错匠的名字，这在国内青铜器铭文中极为少见，说明这种手工艺在当时可能已经是前凉官府手工业的一个生产部门。

这件金错泥筩，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可以确定的、与前凉张氏王族有关的宫廷用器。征集于西安，可能是公元376年，前凉末主张天锡投降前秦后前往长安时带去的。

以上4件散落在国内外的前凉文物涉及了前凉时期的军事、贸易、年号使用情况以及手工业制作等多个方面，反映了前凉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