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波

11月6日，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由甘肃籍导演李东珅担任总制片、总导演，甘肃作家王登渤、滕飞参与撰稿的《中国》荣获最佳电视纪录片奖，这是继纪录片《中国》第一季11月1日获得第27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之后，再次斩获全国性大奖。《中国》自播出以来，一直备受观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8.8分。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类纪录片，殊为难得。《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在专业领域和大众市场都获得高度认可呢？除了技术层面制作精良的视听语言、情景再现式的影像表达，以及演员精湛的表演外，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它开创了一种讲述中国故事的全新范式。

一

用“中国”二字冠名于一部电视纪录片，显示出创作者高远的艺术追求。不过题目的宏大极易演化成一种羁绊，将作品的创作思路限定在宏观、线性的历史描述中，从而使作品只剩下史实琐碎的堆砌和复述。而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只有讲清楚了人的历史，才能让历史显露出最为真实的底色，才能让观者清晰地把握历史逻辑。因此，《中国》选择了以具体的“人物”作为叙事的统领，通过人物的人生际遇、思想变迁来透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主体脉络。《中国》第一季共12集，主要有孔丘、墨翟、庄周、嬴政、刘彻、班超、司马睿、拓跋宏、萧衍、宇文泰、杨坚、阿倍仲麻吕等人物；第二季共10集，主要有李白、杜甫、赵佶、张择端、王希孟、忽必烈、刘秉忠、关汉卿、张居正、海瑞、郑和、徐光启、康熙、乾隆、张謇等人物。显然，这些人物的选取并不是随机散漫的，而是以历史重要关节处的重要人物为标准，选择那些最具时代意义的人物，将绵延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集约到他们身上，用人物承载和映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思想、政治经济和民风民俗等，使得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有所依托并得以显现。

而作品对“最具时代意义的人物”的定义，并非只是文化巨擘、帝王将相或时代英雄，还包括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如第一季《盛世》中以李巧儿离婚的自主来衬托唐朝盛世的豁达谐和；以粟特人米福山长安的经商活动来传递大国的开放包容，以及对世界的影响。这些大历史下小细节的撷取，不仅是对宏阔历史褶皱边缘的深刻体察，更显示出《中国》看待历史的难能可贵的平民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人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和人际关系中，去揣摩并揭示他们的喜怒哀乐、人情人性，如对孔子与众弟子、刘彻与董仲舒、杨坚与独孤伽罗等人物之间师生、君臣、夫妻关系的缕析和表现，使人物不再是耸立在历史高处的雕塑，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从而赋予历史鲜活的生命气息。

二

《中国》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历史的讲述与当下现实紧密相连。以往同类型题材纪录片，很大一部分执着于对历史的考据索引，用知识覆盖荧屏。观众虽然能够从中获得知识性的收获，然而由于与当下现实的疏离，很难沉浸其中实现真正的感动感悟。历史从来不可能悬浮于当下，所有对历史的认识都必须归结为对当下的理解。不过，《中国》的超越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以当下观念去解读历史，而是顺流而下，从历史自然地得出当下。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当下只能从历史中走来。《中国》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始终紧紧围绕中国历史进程中价值观念、文化思潮、政治制度的演进，从孔丘开创儒家思想到张謇实业救国；从嬴政建立大一统国家到孙中山寻求民主共和，通过对一个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节点的梳理，呈示出中国为什么最终只能选择当下的道路，中国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中国，而不是别样的中国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必然性。

三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在《中国》当中，作为表现的对象，“中国”不仅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存在，更是上升为一种创作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方法。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正是这样一种“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所构成的“中国”，成为《中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并内化为创作者始终自觉遵循的一种思想方法，被全方位地贯注到《中国》中。从浓郁水墨色彩的影像风格，到举重若轻的诗意解说；从对历史人物、片段的精心取舍，到叙事节奏的舒展自如，无不渗透出一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和精神意韵。而当言及大唐盛世时毫无矜骄自负，谈到晚清积弱时也没有悲愤控诉，展现出一种立足当下中国的自信与从容。可以说，《中国》的影像制作、叙事路径，以及精神气质，都是从“中国”当中生发而来，从内到外都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中国气象和中国风采，开创了一种讲述中国的全新范式。

（本文配图为《中国》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