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马兰玲

案例一：2023年4月14日，经人介绍相识的王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婚后仅4个月，李某因身体原因终止妊娠，双方矛盾频发，李某拒绝继续共同生活。王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主张返还8.8万元彩礼、价值3.5万元的“三金”，以及恋爱期间为李某购买礼物、发红包等约1.5万元的支出。李某则认为彩礼与“三金”属自愿赠与，且恋爱期间自己亦有付出，拒绝全额返还。法官采取“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通过情感疏导、释法明理，引导双方从共同生活时长、彩礼实际用途等因素出发进行协商。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李某当庭返还部分彩礼，纠纷得以化解。

案例二：2023年1月，张某与赵某经人介绍确立恋爱关系。此后，张某按习俗先后为赵某购置34330元的“三金”、给付12.8万元彩礼（扣除对方回礼后实际支付10.2万元）。双方于当年8月举办了婚礼，但始终未办理结婚登记。婚后因聚少离多，赵某拒绝领证，张某遂起诉要求返还财物。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共同生活仅约半年，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双方过错等因素，依据相关法律规定，酌定赵某返还部分彩礼款。判决生效后，赵某按期履行支付义务。

彩礼，作为传承千年的婚俗文化象征，现在却因“高额化”“功利化”倾向，逐渐演变为婚姻财产纠纷的高发诱因。司法实践如何在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间寻求平衡？彩礼返还有哪些法律逻辑？我们邀请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的李慧律师来以案说法。

记者：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彩礼”的范畴？像恋爱期间的日常消费、节日红包等是否属于可返还的彩礼？

李律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彩礼的认定需综合考虑给付目的、当地习俗、财物价值等因素。一般来说，节日小额礼物、日常消费性支出不属于彩礼，例如情人节赠送的鲜花、共同就餐费用等，这些通常被视为表达情感的无偿赠与，离婚或婚约解除时无须返还。但“三金”、大额现金给付等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财物，通常会被认定为彩礼。

记者：案例一中，双方已登记结婚并共同生活，为何仍需返还部分彩礼？法律判断的核心依据是什么？

李律师：尽管法律规定已登记结婚且共同生活的，一般不支持彩礼返还，但司法实践会结合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案例一中，双方共同生活仅4个月，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较高，同时考虑到彩礼实际用途、双方过错等因素，法院有权根据公平原则酌定返还比例，以平衡双方利益。

记者：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彩礼是否必然全额返还？

李律师：并非如此。虽然法律规定未登记结婚时彩礼应当返还，但法院会综合考量共同生活时间、是否生育子女、彩礼实际使用情况、双方过错等因素。例如案例二中，张某与赵某虽未登记，但共同生活约半年，且赵某家庭也有一定回礼，因此法院在判决时适当扣减了部分款项，体现了司法裁判的合理性与人性化。

记者：彩礼纠纷案件的处理，对社会倡导文明婚俗有何积极意义？

李律师：彩礼返还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仅解决了个体纠纷，更通过司法导向传递社会价值。法院通过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底线，引导公众理性看待彩礼，遏制“高额彩礼”等不良风气，推动婚姻回归情感本质，促进社会和谐与家庭文明建设。彩礼返还不仅是法律适用问题，更涉及民俗文化与家庭情感。司法实践需在尊重传统习俗与维护公平正义间寻求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彩礼返还情形、范围及比例均有细化规定。此类案件的妥善处理，不仅为当事人厘清了法律关系，也通过司法裁判树立了“反对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的价值导向，助力推动婚姻家庭领域的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