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毅航

“打工人”作为一种自称，在当下广泛流传于青年人文化中。而与此同时，一批被指认为拥有“打工人”标签的文艺作品也应运而生。“职场”题材在当下广泛存在于文学、电影、电视剧乃至动漫、游戏等多种题材中，但就以《年会不能停！》《银河写手》《疯狂星期一》等近期多部影视作品来看，似乎和十余年前的职场作品整体的精神面向有了较大的差异，观众们以对“打工人”的情感认同，逐渐取替了以往关于“白领”的滤镜式想象。而这差异本身，正可推演时代之变迁。

从“白领”到“打工人”

20世纪90年代，作为消费主义在国内兴起、社会文化日新月异的十年，在经济生活发展、分化的基础之上，呈现出了大众文化作为表象的纷乱复杂，现象丛生。例如，伴随着享受时代红利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出现，大众传媒以各类时尚杂志为代表，与一系列以“商战”为旗号的电视连续剧作品一起，构建着这一人群所谓的审美趣味。

但今天“打工”这一词语的回归，似乎意味着这样的想象已然不再重要。在经济发展逐渐平稳的当下，某种变化已然发生，这正是时代症候的体现。

“打工文学”最早同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如深圳等外来打工人口较多的地区，专门创刊了《打工小说》杂志。时至今日，如皮村的《新工人文学》似乎在这一脉络之下继续发展，乃至成为了某种文化现象，并诞生了如范雨素等颇受关注的“工人作者”。

但显而易见的是，当年的打工与工人，与我们当下所说的“打工人”在所指上并不相同，但二者何以在今日能被联系起来，却是值得探讨的。

以同构实现情感结构的链接

以电影《年会不能停！》为例，此电影中职场空间的设置实际上是以所谓“互联网大厂”为原型，所谓的“打工人”也成为了某种用以“自嘲”的称呼。

但这部作品则直接将上世纪90年代的工厂生活与当下的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既在角色的身份设置上，亦在叙事结构内。

这种同构在以“乙方电影”自称的《银河写手》中更为显著。作为原义上的“打工者”外卖员，与看起来似乎更加“体面”的脑力劳动者编剧同样作为“打工人”被同构了。

这实则与近年来以诸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享有共通的情感结构，被观众/读者们指认为自己的真实生活经验——一切劳动者在本质上并无不同。

从外部的想象回归到真实的生活

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打工人”形象，实则意味着人们如今所关注的，是在已然作为背景的“职场空间”之下被遮蔽的真实的劳动与情绪的疲劳。又如港剧《新闻女王》，虽然主角设定为绝对可以被称为精英的媒体公司当家主播、管理阶层，但在这“明面职场，实则宫斗”的叙事之下，相当多的观众将这种夸张的氛围联系到了自己的真实工作环境，如一则豆瓣高赞评论所言：“像极了我上班时的工作状态。”

与此相近的例子是近日上映的影片《白日之下》，这部作品实则并无着重刻画新闻工作者的“职场”生活，但依旧有不少影评将一部分论述对应到职场之上。

或许可以这样说，借“打工人”之名的自称广泛流传，印证着当整体经济从急速上升而进入新常态后，人们所关注的也从某种外部的想象回归到了与自己现实经验更为贴近的真实生活——无须借以大众媒介来进行作为品味的文化想象，而更加注重符合自己与整个社会连接的情感结构。

这或许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在当下便意味着，中国的“职场”题材迎来了某种“打工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