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歌谣作为一种民间文艺样式，拥有广大的创作和受众群体，展示着民间生活的世态万象。经过世代传承，民间歌谣不仅具有体察世情的社会功能，也产生了积淀文化的历史价值。甘肃位居黄河上游，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由历代民众所创作、传承的甘肃民间歌谣浸染着多元文化共生的历史印记，承载着中华民族多彩绚烂的文化内容。

甘肃民间歌谣传承日久

早在远古时代，音乐就已经融入先民们的生活，出土于秦安大地湾遗址的绳纹陶鼓，便是例证。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有反映秦早期先民音乐生活的文物多件。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中”字型大墓的西南侧，有一个专门的乐器祭祀坑，出土青铜编钟、青铜编镈、石磬等。礼县永兴镇爷池村，出土有春秋时期的唱歌俑陶瓶。秦青“抚节悲歌、响遏行云”的典故被记录于《列子》，他高超的歌唱技艺受后辈仰慕不已。上述器乐文物和声乐文物的出土，有力证明了音乐文化是甘肃秦早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甘肃民众创作了大量红色歌谣，如《咱们的红军到南梁》《十绣金匾》等。这些歌谣激励了革命斗志，记录了峥嵘岁月。

20世纪80年代，甘肃省的民间文艺工作者们在全省进行民间歌谣普查时，从天水市北道区渭南乡（即今麦积区渭南镇）采录到歌谣《伯牙抚琴》。无独有偶，同期采录于天水市武山县的歌谣《绣桌裙》中歌唱姑娘技艺精湛，绣制桌裙。

受新文化运动和歌谣运动的影响，甘肃省内的知识分子也展开了民间歌谣采集活动，并在报刊上发表或结集成书。

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亚雄对“花儿”歌谣的征

集及《花儿集》出版，赵子贤组织学生对西和乞巧歌进行田野采集并整理结集成《西和乞巧歌》，还为此《西和乞巧歌》一书题诗一首。赵子贤将乞巧歌比作《诗经》中“秦风”的余响，对传承至现代的甘肃民间歌谣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和高度评价。

民间歌谣蕴藏丰富文化印迹

民间歌谣母题，给大众提供了追溯中华文化发展的线索。

1939年，顾颉刚结合西北考察经历，在《益世报》撰文发表文章，强调“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这一歌谣母题在全国各地流布，反映了中华文明根深叶茂、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以中国现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民间歌谣母题“看见她”为例。董作宾受胡适的影响，以母题“看见她”为个案，对采集于全国各地的45首“看见她”歌谣进行比较分析，撰文发表《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成为民间歌谣研究史上“母题”研究的经典之作。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歌谣普查中，甘肃陇东一带多处普查出歌谣“看见她”。

无独有偶，甘肃的民间歌谣中存在着许多流行于全国的歌谣母题，比如南桥担水、放风筝、绣荷包、织手巾、扬燕麦、冻冰、小白菜等。从历史地理学的比较研究入手，以甘肃境内上述歌谣母题为个案，通过对不同流传地的同一母题歌谣的文本研究，可以尝试探讨这些歌谣的发源地、流传路线，推导出其文化主体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传播。

书写人民生活和山川风物

甘肃民间歌谣流传于陇原各族群众的口耳之间，经过人们的采集和制作保存于音像制品、图书资料中，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由甘肃各族群众创作、传承的民间歌谣，其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劳动书写、仪式书写、时政书写、生活书写、爱情书写、童谣书写，由此便形成了劳动歌谣、仪式歌谣、时政歌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和童谣。

民间歌谣的产生以人民群众即兴编创见长，他们在生产劳作、婚丧嫁娶、休闲娱乐、节庆歌会等场景下咏唱山川风物、世俗生活、价值观念、人情冷暖、社会历史、生老病死等。由于甘肃境内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多样，所以不同地区的群众受居住地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对同一主题的歌谣内容表达存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现象。

除了上述六大内容书写，甘肃的民间歌谣还在字里行间对地景风物多有刻画。以其中的高山大河为例，甘肃黄河流域的汉族歌谣中经常出现黄河阵、黄河沿、黄河流水以及放筏、放排等地景意象；裕固族民间歌谣中经常出现祁连山意象。

长久以来，民间歌谣以民众为创作、欣赏主体来进行艺术赋能和文化传承。也正因如此，民间歌谣往往便具有了现实书写的文化史意义，展示着中华民族的诸般过往、无尽风物，及其背后的同气连枝、多元一体。就甘肃民间歌谣而言，它是中华文化的有益构成，检视其传承历史、传承内容和传承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每日甘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