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范建设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大量超龄劳动者进入劳动领域，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值班、环卫、建筑、废旧回收、看守等苦、脏、累等艰苦岗位，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得到的报酬低，经常遭遇讨薪难、维权难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劳动争议案件。记者在法院采访时了解到，目前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就业领域集中，风险较高。超龄就业人员以农民工为主，还有部分下岗失业未退休的大龄人员。该部分群体由于年龄、学历、工作能力等限制，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装修装饰、物流搬运、园林绿化、物业保洁保安等行业。这些行业工作强度大、风险高，且超龄就业人员身体素质、反应能力相对较弱，因工受害的风险较一般劳动者更高，易引发纠纷。

63岁的王海峰在一家单位值班看大门，每月工资1500元，和他一块倒班的宋师傅也59岁了，他们都因没有退休金养老而在打工。王海峰告诉记者，虽然这份工作收入低、风险大，特别是夏天晚上，喝酒的、闹事的，让他们心惊胆战。

二、维权渠道较窄，权益保障效果不佳。就业人员达到法定年龄后，不再属于劳动法上的“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程序进行维权，用人单位也往往不签订合同，超龄就业人员败诉风险较高。发生工伤事故后，很多超龄劳动者不知道如何申请工伤认定及索要工伤保险待遇。

杨某今年62岁，是一名来自农村的木工，他在某建筑工地长期从事建筑架子的搭建工作，一个60多岁的人了，还经常和那些年轻人一起，在建筑工地爬上爬下，每天累个半死。去年7月份，他在工地施工中，右脚大拇指被砸伤，治疗费花了两千多，休息了一个月，工头没有一点表示，工资还被扣了小几千。之后，他也找过劳动部门，但都没有下文了。

三、保险覆盖率低，职业伤害难以救济。多数超龄劳动者已不具备办理医疗、工伤等常规劳动者保险条件，用人单位为节约用工成本亦极少购买相应的商业保险，保障程度与超龄劳动者的职业伤害风险等级发生严重偏离。

张文59岁了，他从老家来到兰州后，打过多份工，干过装卸工、送水工、饭馆的买菜人员等等，疫情期间，他只能待在出租屋中。去年年底他才托人找了一份在某工地看工地的工作，工地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更没有为其购买其他商业保险。说起这些，张文满脸的无奈。

记者在采访中，就目前针对“银发族”劳动权益保护面临的困境，请教了相关法律工作者、社会人士他们建议，对“银发族”劳动权益保护应该采取如下措施来破解这一困局：

一是健全超龄农民工的职业伤害保障机制。在职业安全和职业风险预防方面，有关部门应该对使用超龄农民工的用人单位，要进行有效的监管，要采取更为严格的劳动安全标准；在健康保障方面，劳动监察、工会等部门要督促用人单位建立超龄农民工职业健康检查制度，以确保进入岗位的劳动者的身体健康状况能够满足工作需要。

二是畅通超龄农民工的维权途径。针对超龄农民工本身在法律维权方面认识及能力的不足，进一步拓宽超龄农民工维权渠道，加大对超龄农民工的维权救助力度，劳动监察、司法部门、工会要深入调研，对于侵犯超龄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提供应急法律援助。为涉及超龄农民工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工伤认定案件、劳动能力鉴定事项开通“绿色通道”，优先从速处理。

三是优化保险保障水平。探索建立适合超龄农民工的多元工伤保险机制，在发挥政府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各自优势的基础上，鼓励商业信誉较高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针对超龄农民工的职业伤害保险，贯彻落实工伤赔偿为主、侵权赔偿为辅的原则。提高用人单位或第三方开设保险缴费账户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促使用人单位或第三方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适老型劳动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保障超龄劳动者在遇到讨薪维权时得到快速补偿。